母亲生于1932年，在家里是长女，外公曾和我说过，母亲12岁时就和外公一起挑着粮食送给山上的抗日游击队。那年外公给母亲做了第一支扁担，这支扁担是母亲使用的六支中最短的，但它正好适合母亲幼小的身材，使用起来很方便。后来，这支扁担救了母亲一命。
1944年隆冬时节，外公是抗日游击队的一名地下党员，那年正好是海南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山上的游击队在日寇封锁下，严重缺衣少粮。受游击队小队长委派，外公回村子筹集衣粮。为躲开日寇和汉奸的监视，外公和母亲两人凌晨一点才敢从村里挑着衣粮往山间送，外公身体健壮，走路飞快，可母亲身材幼小且挑着沉重物资，在经过一片森林时，已追不上外公的步伐。此时一只野猪向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摔倒了。在生死攸关时，母亲紧握扁担，拼命地击打野猪，直到外公听到声响返回，把野猪赶走。
1947年，外公给母亲做了第二支扁担。外公一直追随山上的游击队，负责向山上运输粮食。外公说，已经记不起母亲和他往山上挑粮食的次数，但有一次记忆很深。那是194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外公偷偷回村运粮，没想身后敌人悄然跟踪到家，当母亲和外公准备挑粮出门时，门外吆喝声骤起，外公拔出手枪往外开了一枪，母亲紧握着扁担藏在门后侧，待敌人冲进来时，狠狠地把一个敌人击倒，另外的两个敌人看到如此架势，赶快逃离。外公和母亲抓住难得的撤离机会，挑起粮食出门。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海南妇女，善良、贤惠、正直，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只是辛勤地劳作以养活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到我记事时，我看到父亲为母亲做了第6支扁担。我不知道，母亲用这只扁担挑了多少次东西到集市里出售，然后挑着蕃薯和大米回家，每次都是清晨沉甸甸的一担出门，日落时又沉甸甸的一担回家，来回往返十多公里，疲惫不堪的母亲回到家后还给我们做饭、洗衣。很多次，母亲挑海产品到集市出售，邻居还委托她出售别的东西，这使得她的担子更重了，但母亲毫无怨言，回来后把售货所得交给邻居，分厘不取。有时我们和母亲说：“您这么辛苦，中午在外面吃点东西，别人寄给您的东西，也要算在您的劳动里啊”。但每次母亲都郑重地说：“孩子，那是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要，做什么事要问心无愧”。
母亲的扁担把我挑进学堂。家在渔村，捕鱼可以改变家境，脱离贫困，但受她父亲的影响，母亲把我们养大后坚决让我们进学堂学文化，这是那个年代非常少有的勇气和选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村民们造船出海，邻居的楼房开始矗立在我家的周围，我家矮小的房屋显得寒酸，母亲也着急啊，但父母默默忍受，那时别人已经用车子推着海产品到集市出售，可母亲还是那支扁担，挑着少得可怜的东西，一分一厘地积累供我们读书。小时候在煤油灯影下，经常看到母亲抹眼泪——就是母亲的坚忍激励我一定要学好文化。
如今，母亲已带着期待和欣慰离开人世。她是一位平凡的海南农家妇女，她肩上的扁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