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出土的铜釜残件

鼓面饰有八芒七晕

汉代四耳铜鼓

鼓面铸有立蛙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慧明 图/符菁蔚

　　海南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文物大阅台

　　自2012年10月海南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至今，经过我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人员近两年半的不懈努力，海南省文物家底已基本摸清，7500余家国有单位中确定了52家文物收藏单位，文物数量近12万件。其中陶瓷、书画和民族文物都有不少珍贵文物。本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不仅摸清了我省文物藏品总量，也有为数众多的珍贵文物得以确定，为此，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联合本刊开辟专栏，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我省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重要发现，以飨读者。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灿若星河的辉煌文明中当首荐青铜文化。青铜器纹饰绚丽，造型优美，极富艺术和考古价值，它们用红斑绿锈向人们讲述着那一时代的铸造工艺、历史源流和文化水平，被史学家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因此，青铜器被各大博物馆和藏家所钟爱。在海南省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儋州市博物馆近年收藏的一件汉代四耳铜鼓由于其硕大的器型、厚重的历史、传奇的来历格外引人注目。

　　儋州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汉代四耳铜鼓保存完好，器型硕大，凝重简朴，造型典雅，极具艺术感和震撼力。鼓面直径97厘米，高57厘米，足径96厘米。鼓面饰有太阳纹，八芒七晕，晕间布满勾云纹，鼓面铸有六只青蛙，呈顺时针站立，栩栩如生，动感十足。鼓身为束腰形，附有两对桥状双环耳，耳高5.5厘米，大小适中，做工考究，既有实用之效，也具装饰之美。三道弦纹为筋，将铜鼓鼓身牢牢锁住，增加了鼓身的厚重感和坚实感。从其外观造型和纹饰特征初步推断，应属汉代北流型铜鼓。

　　春江河水现铜鼓

　　2011年一个夏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照耀在春江河上，儋州市白马井镇学村的一位村民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河边，娴熟地在河里抓起鱼来，一条、两条、三条……，当他为了更大的收获走到河中心再次伸出那双有力的大手抓鱼时，摸到的不是鱼儿光滑柔软的肌肤，而是一件生硬冰凉、体型硕大的“铁疙瘩”。他使出了浑身力气，将这件绿锈斑斑的“铁疙瘩”拖到岸边，一件老坑深锈，包浆厚重的汉代铜鼓就此重见天日。由于缺乏文物知识，加之生活窘迫，他将这件“重器”卖给了一个收废品的人员。而这件“命运多舛”的铜鼓再次转手，落到一位张姓藏家手中。

　　河中出宝，被人“捡漏”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儋州市博物馆张林彬馆长的耳中，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文物工作者，他深知这件汉代青铜器的文物价值。为了保护出土文物，防止文物流失，张馆长带领工作人员多次赴藏家家中，不厌其烦地摆事实、讲道理，宣传文物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一年有余，张馆长的锲而不舍和高度的责任心终于感动了藏家，最终，这件珍贵的汉代四耳铜鼓在儋州市博物馆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

　　出土铜鼓源自遥远汉朝

　　据考证，海南全岛至今没有发现汉代冶铜遗址，那么儋州这面器形硕大、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鼓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海南岛陆续出土汉代铜器30余件，其中主要是铜鼓、铜釜两类。出土地点分别是文昌、陵水、昌江、儋州、临高等市县。而这些汉代铜器的出土地点与史书记载西汉、东汉两位伏波将军登岛平乱，行军驻兵的线路基本相符，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汉王朝军队所用的铜鼓和铜釜会有规律地出现在当时缺乏铸造原料和工艺的海南地区。而儋州出土的这面铜鼓再次将人们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汉代，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

　　伏波将军是汉朝军事将领的官职称谓，寓意降伏波涛，百战不殆。据南宋抗金名臣李纲《伏波庙阴碑》一文记载：伏波将军者，西汉路博德、东汉马援也。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时任秦朝南海郡尉事的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汉朝初立，由于连年战乱，国力衰弱，无暇顾及南海地区。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国力大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多次派使臣说服南越王稽首称臣，然未果。西汉武帝元鼎五年，丞相吕嘉杀南越王赵兴及汉将韩千秋，割据岭南。汉武帝命邳离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几经征战，平定南越，并在海南岛设立了珠崖郡和儋耳郡，管辖海南事务。从此，海南由地方诸侯国管辖变为由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史称路博德“前伏波”。时隔150年后，东汉建武16年，交趾郡二女子征侧、征贰占据九真、合浦等地。汉光武帝刘秀命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大小楼船两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斩征侧、征贰，追捕余党都羊等，史称马援“后伏波”。

　　汉两“伏波”，有功德于岭南之民，据《琼州府志·路博德》记载：“南越蛮荒之地，秦虽置通吏，旋复为彝，邳离开九郡，其地始入中国版图。马伏波平定南疆，复郡县，治城郭，引渠灌溉，以利其民。”两位伏波将军先后征战海南，威德兼施，这面铜鼓正是他们平定战乱的有力见证，也是中央政权经略海南地区的最好注解。

　　金戈铁马战鼓擂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中指挥军队进退，古作战时，击鼓进兵，鸣钲则止，故称行进为鼓行。所以与鼓有关的成语大多与战争相关，如一鼓作气、鸣钟击鼓、紧锣密鼓等。看到儋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四耳铜鼓，不由得使人联想起血雨腥风的冷兵器时代。伏波将军身披战甲，手握宝剑，千军万马列阵以待，随着主帅一声令下，顿时号角齐鸣，鼓声大震，声如排山，势如倒海，训练有素的汉家子弟兵们，在阵阵鼓声中如猛虎下山，如蛟龙出海，义无反顾地冲向敌军阵地，一路势如破竹，一役血流成河。鼓声渐行渐远，叛军败局已定，此刻椰树婆娑，残阳如血，将军也不由咏出“好男儿为国远征，以马革裹尸还葬”的千古名句。铜鼓经过烈火的熔炼和鲜血的浸染，成为铁血文明的象征。遗落在南海一隅的汉代随军铜鼓用铁的事实告诫世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收藏在儋州市博物馆中的这件四耳铜鼓不仅反映了中国汉代时期的青铜铸造文化，更是大汉王朝开疆拓土的有力见证；它不仅凝聚了华夏工匠的高超技艺，更承载了海南与大陆源远流长的文化脉络。铜鼓的时代已经远去，但铜鼓一往无前的精神却永不过时，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具象的物质，更蕴含着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