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重读叶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时期内，叶芝几乎是我每天都要阅读的诗人，一本《丽达与天鹅》每天背在挎包里，被我翻得破旧不堪。所以到了今天，我仍然能够记得他最好的那些诗篇，像《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们中间》、《本布尔本山下》、《与疯简的对话》等。对于我来说，这些诗在当时所起到的是教科书的作用。正是对它们，以及对其他一些诗人，譬如庞德、奥登、米沃什、阿斯伯瑞等人作品的阅读，让我对现代诗有了基本认识，也明确了什么诗是自己应该写的，那就是将写作置放在与现实和历史对话的巨大背景之下。
因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动荡中，在不同的城市辗转停留，我已经不再在身边屯积书了。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想到那些阅读过的东西。叶芝是属于我经常会想到的诗人。不像人们一般谈论他时，会将《当你老了》拿出来说，我虽然也承认这首诗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爱情诗，但并不是非常喜欢它，我觉得相对于叶芝的其他诗，这首诗显得简单，比较之下，《在学童们中间》，则写得既克制又骄傲，包含了更复杂的技术，现实与回忆在叙述中交替出现。其中所贯穿的个人生活、爱尔兰现实与政治，由这样的叙述产生出巨大的回响。还有《疯简与主教的对话》，一大组诗，通过一个虚构的疯妇人在意识的混乱中说出的话，表达对现实的忧虑。叶芝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实就在于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感是非常明确的。像《驶向拜占庭》、《基督重临》这样的诗，其中对历史的深思，对现代生活带来的混乱的批判，清晰而明辩、深入而独立。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布鲁克斯在他的批评著作《精致的瓮》中，在谈论叶芝的诗时，便用吹米见糠的细致，将叶芝与密尔顿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叶芝的写作中实际存在的与英语诗歌传统的内在联系。
叶芝吸引我的还有另外的一点。他是一位不断发展的诗人。艾略特在他关于叶芝的文章中说过，叶芝是在四十九岁以后才把诗写好的，他真正重要的诗篇几乎都是五十六岁以后完成的。对艾略特的这一说法我大体上认同，并觉得如果没有晚期诗，叶芝不过是一个二流，或者准一流诗人，因为他在这之前写出的作品，尽管有《柯尔的天鹅》、《丽达与天鹅》这样的名篇，但是仍然只能称作一般意义上的好诗，其现代性的因素还不充足，还能看到浪漫主义矫饰、滥情对其的影响。正是在四十九岁后，他的写作才与时代，与文学现代性、历史感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非常高，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水平。叶芝的写作让人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作都必须在发展的前提下展开。所以，叶芝对于我其实是一个说明。说明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有一个佚事很有意思。叶芝到意大利去看望庞德。那时，他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仍然将刚写的一些诗拿去给曾经当过他秘书的庞德看，希望庞德谈一些意见。结果那时候庞德已经着迷于墨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表现出高度的狂热，根本不管叶芝听不听，滔滔不绝地向叶芝宣传他的政治理论。搞得叶芝后来回忆说，庞德完全疯了。其实叶芝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是爱尔兰复兴运动的鼓吹者，他与一些人组建的与戏剧有关的小组，一直都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爱尔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必要性。只是相对于诗来说，他对政治的处理方式也是诗的，像我喜欢的他的另一首诗《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直接谈论爱尔兰民族复兴运动的诗，写到了此次运动的领导人康莱利，一个悲剧式的英雄，让我印象很深。但是叶芝是从更符合诗义的角度完成这首诗的，并在步步推进的描述中，把这一运动的悲剧感清晰地展现出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将这首诗拿出来读，好像还模仿着写过一首。我还读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小说家贝克特的文章，谈到他曾经跟随父亲去贝尔法斯特，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人们的抗争。他好像也提到过叶芝的这首诗。
同时，叶芝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套理论支撑自己的神秘主义。我读过他的《幻象》一书，但不是那么信服。对他那种关于轮回，关于命运的螺旋式上升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也由此看到了叶芝的确是一个精神活跃，创作精力旺盛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宗教信仰给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