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第一季海报

1999年西安交通大学辩论队

《奇葩说》女辩手马薇薇

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

狮城舌战

　　其实，去年就已经很火了，没想到今年火上浇油，《奇葩说》第二季，成功地实现了对第一季的超越。《奇葩说》的奇葩议长马东从第一季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这是一档“严肃的辩论节目”。

　　是啊，严肃的辩论节目，让“辩论”这两个字重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上一次大家记得它，是在什么时候？ 

　　狮城舌辩：

　　大学生电视辩论的第一次辉煌和沉落

　　国际大专辩论会，这种电视节目形态的发端可上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电视辩论异军突起，不断刷新电视的收视率。1988年央视播出了一次大学生电视辩论，北京大学对阵香港中文大学，题目为“旅游开发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问题”。同年，复旦大学参加第二届亚洲大专中文辩论赛，在决赛中击败台湾大学辩论赛获冠军。1990年，南京大学在第三届亚洲大专中文辩论赛中取得亚军，不敌台湾大学辩论队。一时间，人们大开眼界，冲击力和新鲜感使辩论这种形式迅速明星化。

　　到了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把电视辩论推向了第一个高潮。那场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辩论，堪称教科书一样的典范。

　　复旦大学有着无懈可击的逻辑。他们从人的动物性和社会性入手，将人性的“恶”，阐释为为了生存而必须诉诸于外的获取的动物性，而无节制的诉诸于外的获取，对种群造成的伤害和不良影响，又促使人通过社会性，对种种扩张性行为加以限定，进而形成道德、伦理，乃至禁忌，也就产生了“善”。人性本恶，但是性恶而向善，这是人类的伟大之处，也是复旦大学的价值高点。姜丰、严嘉、季翔、蒋昌建，当年复旦大学的黄金配搭，随着狮城舌战的完满收官，迅速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文化偶像。直到今天，很多人在《最强大脑》中重睹蒋昌建智者的神采时，相信他们的心间或多或少都会泛起一丝甜蜜的童年或者青春回忆。许多人也正是在蒋昌建“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鼓舞下，积极在各类场合投身各种级别的辩论活动。时至今日，辩论社团依然是众多大学生社团当中的保留团体。换句话说，这样一种电视节目形态二十多年来，开启了一个文化活动的类型，让思想在这个活动当中不断磨练和提升。我想这是辩论活动的之所以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此后，虽然国内的大专辩论会也风起云涌，然而，那是一个社会转型的节点，很多原先崇高的理论和价值很快就被商品社会的新规则踩碎，电视辩论日趋流于形式和技巧，话题的真理性日渐消解。1995年，获得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南京大学队四位选手宣称，此生再也不会参加辩论了，辩论没有意义。

　　人们开始怀疑辩论和理论的能力，尤其是在社会问题一次一次得不到理论有效的解决的时候，人们的态度暧昧了起来。是理论错了，还是对理论的迷信错了？人们在辩论中讨论“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人们反思电视辩论的方方面面，包括辩论本身，1997年的总决赛的辩题干脆就是“真理是否会越辩越明”。 

　　世纪之辩：

　　四条汉子的雄辩之风和电视辩论乏力的后来

　　又两年之后的1999年，赛制调整，西安交通大学再一次将辩论推向高潮。从“足球比赛引入电脑裁判的利弊之争”到“发展知识经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哪个更重要”，再到决赛的“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西安交大一路所向披靡。樊登的儒雅，郭宇宽的犀利，谭琦的温厚，路一鸣的雄辩，四条汉子的组合令人难以忘怀。那场堪称“世纪之辩”的美学讨论，不仅题目高玄，而且形式优美，无论是自由人谭琦的诗词联句，还是路一鸣结辩的纵横摇曳，在语文修辞上都达到了高超的美的水准。

　　但是，1999年西安交大的短暂辉煌，央视也不断努力探索新的辩论模式，但是这些都未能在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电视辩论存在的问题。虽然之后的历届比赛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渐趋式微。除了涌现出像黄执中这样被誉为“台湾辩魂”的人物之外，很难有某一场的比赛可称经典，被人们记住。

　　即使在重塑辩论辉煌的1999年，固有的电视辩论模式和节目形态，就在赛场上遭遇了正面的冲撞。在第一轮比赛中，西安交大代表队准备就“足球比赛引入电脑裁判利弊孰大”的话题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行探讨。没想到，对方四位小姑娘剑走偏锋，完全不在既有的模式下玩耍，她们一会儿上来给对手扇风，一会儿拿出一个小玩偶，一会儿又唱起了歌，戏谑一般的辩风，被评委鉴定为“后现代解构主义”。然而，诚如新南威尔士大学辩手们所声称的那样：“从复旦大学到南京大学，今天的西安交大有否为我们带来一种大学生朝气蓬勃的新景象？还是没有。”

　　虽然那场比赛的结果不出意料，从捍卫规则的价值立场上，西安交大打败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然而，这不是电视辩论史上一枚可有可无的欢乐彩蛋，它实际上戳中了大学生电视辩论的死穴。

　　我们看2011年第十届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的辩题，“网络语言丰富/污染了我们的语言” “家长可不可以查看未成年子女的个人信息”“青春偶像崇拜利不利于孩子成长”。2011年啊，社交平台风生水起，微博火热，微信也正式上线。可是，电视里的年轻人还在讨论父母可不可以查看自己个人信息，还在讨论偶像的问题——当年赵丽蓉老师的小品就讨论过了。在自媒体时代，年轻人不再是二十年前的年轻人，这样的风格和论调，更像在看爷爷们讲古。

　　所以，站在现在的青年面貌上会看，才会明晰问题的症结所在，沉重、沉稳、沉闷，一个节目的形态被风格化和固态化之后，求新求变的受限和节奏跟不上青年人更新换代的自由和脚步。当年轻人的认知方式完成了与这种正统宣教式的立场陈说形式的分道扬镳之后，它能在当下年轻人中引发的效应必然萎缩。只是这种萎缩，是伴随着青年人的逐年成长和影响他们的媒体环境日渐更新的发达而逐步显现的。可惜，节目的制作对此并不敏感，只是在局部调整，远远没有跟上年轻人而已。

　　《奇葩说》：

　　回归青年自身，用娱乐精神解放了辩论

　　《奇葩说》在本质上，除了是一档娱乐节目之外，诚如马东所说，是一档“严肃的辩论节目”。它能够站在媒体的角度，在对受众群严密的市场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节目的形态和辩论的形制，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辩论的色彩，反沉闷，反沉稳，反沉重。

　　首先是话题的放开。“爱上好朋友的恋人要不要追”“异性闺蜜是不是谎言”“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你更不能接受哪个”“为了成功潜规则该不该用”“不生孩子有错吗”“该不该向父母出柜”“好朋友可不可约”，等等，这些话题丢掉了严肃和学理的命题，力争在当代青年生活指南中寻找立意，每一个都能戳中适龄年轻的point。

　　其次是形式的自由。只要马东顺利念完广告，《奇葩说》就不拘泥任何形式，没有限定时间的发言，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也不讲究严密整饬的理论，可以狡黠，可以诡辩，甚至还可以现身说法和一点点的人身攻击；没有言语的禁忌，也可以不考虑华丽丽的修辞，大不了节目组把不适合播出的词汇全做出“biu biu biu”的消声处理。

　　再次胜负不再专家说了，裁决权在场下观众，有多少人实实在在转变了立场才是定夺的标准。

　　不要以为《奇葩说》的论辩者只会歪理邪说，马薇薇、颜如晶、肖少奶奶、柏邦妮、陈铭、邱毅……这些人哪一个或戏谑，或放肆，或贱，或娘，或萌，或骚包，或妖孽的发言，没有闪烁智慧的锋芒，不具有一剑封喉的威力？笑闹嬉骂，能用这种方式讲道理，那是真本领，硬手段。

　　《奇葩说》其实并没有创造什么新的形式，而只是把辩论从高高在上解放了出来，让它更接近说话本身。这是一种电视辩论，或者现在应该称其为视频辩论，发展的新阶段。

　　在它的带动下，辩论这种节目形态将会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