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近照

钱钟书杨绛一家

晚年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回忆丈夫和女儿的《我们仨》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105岁的（虚岁）杨绛是当今中国为数不多的被称为先生的女性，她的优雅、博学、淡定和从容世人皆知，同时她也是丈夫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曾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爱情。

　　陷入爱河

　　杨绛和钱钟书是江苏无锡同乡，不过小时他们并不认识。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民初司法界名流，留学归来后曾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和司法部参事等职。1919年，杨绛一家由北京搬回无锡，杨荫杭不想住在自家老宅里，于是便四处打听租房。有一次杨荫杭夫妇去看房子，带了杨绛同去，据杨绛回忆，他们要看的房子钱钟书一家正在住那儿，那是杨绛第一次上钱家的门。杨绛当时才几岁，对于当时的情景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这所房子杨荫杭没有看中，钱家也就没有搬出，继续住在那儿。后来杨绛与钱钟书谈起这段童年往事，钱钟书还夸她记性不错，房子确实是那个样子。女儿钱瑗听了还调侃爸爸说：“爸爸那时候还不知在哪儿淘气呢。假如那时候爸爸看见妈妈那样的女孩子，准抠些鼻牛儿来弹她。”

　　杨绛长大后想到清华大学读书，清华当时已经招收女生但不到南方招生，她只好就近进了东吴大学。杨绛喜欢文学，而东吴却没有文学系，于是便学了政治。后来钱钟书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一个美丽、可爱的少女唐晓芙的形象，唐小姐读的就是政治系，这个小小的细节告诉我们，唐晓芙身上有杨绛的影子。大学毕业后，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外国文学，实现了她的清华梦和文学梦。后来杨绛在清华园结识了钱钟书，很快便陷入了爱河，她的母亲后来打趣她说：“阿季（杨绛乳名）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清华古月堂，当时杨绛去探望老同学孙令衔，而钱钟书是孙令衔的表兄，三人便在古月堂碰面。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孙令衔在介绍杨绛和钱钟书认识时，说钱已经订婚，杨绛也有了男朋友，叫费孝通。据杨绛回忆：“钱锺书见我后，曾写信给我，约在工字厅见面，想和我谈谈。他带我进客厅坐在一张大桌子边上，斜对面。他要说清一个事实，孙令衔所说不实，他并未订婚。……我说我也并非费孝通的女朋友。”于是两人便开始鸿雁传书，以后越写越勤，以至于每天一封。钱钟书放假回家后，杨绛难受了很长时间，当时没觉得，后来冷静下来才知道这是“fall in love”（陷入爱河）了。

　　陪读夫人

　　杨绛和钱钟书虽然是自由恋爱，但那个时代还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于是钱钟书由他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带领，来杨绛家拜访杨荫杭，正式求亲。还请了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做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宴请亲朋好友订婚，从此杨绛便成了钱钟书的未婚妻。杨绛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晚清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结婚后钱钟书将张骞致父亲钱基博的信给杨绛看，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是“江南才子”。于是，杨绛带有几分调侃、几分得意的笔墨说：“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结婚后同船去英国求学，钱钟书是庚款生，杨绛是自费生。夫妻俩初次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的庇荫之下，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但好在两人作伴，可以相依为命。

　　到牛津后，钱钟书进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杨绛不愿意学历史，又不想离开钱钟书去其他地方求学，于是便到学校里旁听，去图书馆自修。牛津大学的学生都穿学生服，自费的穿黑布背心，领奖学金的穿长袍，女学生都戴软的方顶帽子。杨绛穿一件旗袍去上课，看到身边到处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心里充满了失学儿童的自卑感。

　　钱钟书和杨绛的房东叫“老金”，老金家提供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每日都由老金的妻女收拾。钱钟书去上课，杨绛无事可干，于是便在牛津琳琅满目的图书馆里随便看书。多年以后，杨绛在《我们仨》中曾这样写道：“（牛津大学图书馆）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后来越来越糟糕，杨绛担心钱钟书吃不饱，于是便自作主张出去租了房子，自己做饭吃。他们的新房子在二楼，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前面有一个大阳台，下面有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还有一间单独的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搬入新居后，杨绛和钱钟书学着煮“五分钟蛋”，烤面包，做红茶，有时还做红烧肉，清煮羊肉，吃得比在老金家舒服多了。杨绛在书里兴高采烈地描述当时的情形：“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城，杨绛和钱钟书每天都要出去走走，用他们的话说就叫“探险”，因为他们总是找不认识的地方走，期待寻找新的风景。夫妻俩沿着公园、学校、教堂和商铺慢慢游逛，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房子，猜想着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他们还经常遇见身材高大的警察，慢吞吞地走来，将一家家的房门推推，看看是否关好，遇到没有关好的，会温和地警告一番。城里的人也都熟悉了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有时邮差在路上遇见他俩，就会把他们的家书交给他们，旁边的小孩子看见了，也会耐心地等在一边，很客气地向他们讨要中国邮票。

　　杨绛和钱钟书的牛津生活平静、温馨而又浪漫。

　　爱情的结晶

　　1937年5月，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出生了。

　　消息传回国内，钱基博老先生非常高兴，专门为孙女起名“健汝”，又因为她生肖属牛，钱基博还起了个卦“牛丽于英”，所以取号“丽英”。爷爷起的名字和号过于正式，杨绛夫妇不喜欢，他们随时即兴给孩子起各种诨名，其中最顺口的是圆圆，于是圆圆便成了女儿的乳名。

　　女儿一百天时，随父母从牛津经伦敦去巴黎。到法国加来港登陆时，旅客们都排成长队等候下船，管理人员见杨绛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人群中，立即把她请出来，让她抱着圆圆优先下船。杨绛和女儿第一个到达海关，取出了自己的行李，海关人员忙着看娃娃，他们为了表示对中国娃娃的友好，行李箱子一件也没打开，全部通过，杨绛多年以后对此还念念不忘：“我觉得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关心并爱护婴儿和母亲。”

　　钱钟书这次到法国是去巴黎大学进修，他们一家租住在咖淑夫人的公寓里，非常舒适。杨绛和钱钟书单独开伙，钱钟书赶早市买来肉和菜，他们用大锅将鸡和咸肉同煮，然后再放上菜花和平菇，“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杨绛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那段巴黎时光。后来圆圆能自己吃饭了，爱吃面包蘸蛋黄，还吃空心面，长得很结实。

　　1938年，清华大学聘请钱钟书回国担任教授，一家三口于是启程回国。当时他们乘三等舱，伙食不太好，几乎顿顿吃土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上船时还是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已经变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杨绛很后悔上船时没多准备些奶制品，好供圆圆在海上享用。钱钟书因和清华有约在先，所以船到香港就下船赴昆明西南联大了。圆圆看见爸爸突然坐小船离开了自己和妈妈，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愣愣地发呆。回上海后，杨绛母女在娘家和婆家两头住，期间钱钟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湖南蓝田师院教书，1941年暑假钱钟书回到上海小住，珍珠港事变后陷于沪上，一家三口从此没有分离。

　　1997年3月，钱瑗（圆圆）因病去世，当时还不满60岁；一年后，钱钟书也驾鹤远去。一家三口只剩下了杨绛自己，她在《我们仨》中写道：“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平静的话语背后，是无尽的思念和深深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