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

《四库全书》

晚年陈训慈在书斋内

《运书日记》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

　　文史大家陈训慈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胞弟，1932年至1941年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期间还曾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和浙大龙泉分校主任。抗战爆发后，陈训慈将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转移到浙江偏僻山区，后又辗转运到重庆。据日本学者记述，杭州沦陷不久，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于1938年2月派人寻找文澜阁《四库全书》，但因该书刚被陈训慈转移而未得逞，假若当时不及时搬迁，国宝必落敌手无疑。

　　陈训慈文人出身，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运书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和困难，描述了不同人物对抢运《四库全书》的态度及看法，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浙东山区的风俗面貌。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日记并未完全保留下来，但还是为我们留下了难得一见的珍贵抗战史料。

　　从杭州到建德

　　《四库全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缮写七部分置于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此七阁也称为“北四阁”和“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书二百余年，历经战乱浩劫，其中三部毁于战火，七阁藏书仅存四阁，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存于江南名城杭州。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渊阁《四库全书》及浙图的大量图书亟待抢运。其实早在“七七事变”爆发不久，陈训慈即开始准备搬迁，他命总务组赶制木箱，以备不时之需。8月1日，浙图职员将搬迁图书装箱，其中阁书140箱、善本88箱，8月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暂存，陈训慈委派图书馆职员毛春翔全程押送。此时的杭州已风声鹤唳，敌军飞机不时来袭，陈训慈在9月13日日记中如此记载：“忽警报声作，继有机声越上空过。自九时半至十时半始解除。”同一天，他还记述了《四库全书》的运输情况：“善本及《四库全书》已迁富阳，由毛春翔君管理。今得一信，报告近状，谓地处群山围绕之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

　　杭州与富阳仅一江之隔，日机轰炸杭城日益激烈，富阳可闻爆炸声，一旦杭州失守，日军旦夕渡江，随时可达富阳，阁书必须再次搬迁。1937年11月底，阁书及馆藏善本共计230余箱由富阳装大船转运，但因水势被阻滞桐庐不能行。陈训慈找浙大校长竺可桢请求帮助，竺可桢同意帮忙，“《四库全书》与善本前自富阳抵桐庐，觅船不得，赖浙大卡车之助，分运三天已全抵（建德）绪塘。”

　　绪塘位于建德西乡，大多为方姓，乡长方锦崇为当地富绅，经其介绍，图书暂存其族叔方立斋家中。但陈训慈认为存书处距离公路太近，不甚安全，于是便与方乡长一起去山乡另觅地方，但一时也没找到合适的所在。陈训慈对绪塘印象很好，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个还未被日寇炮火蹂躏的美丽所在，虽寥寥数语，却是形神兼备：“山中风景甚美。山中人甚勤朴，田本瘠而农竹甚普及，山中作物生产尤多。”

　　当时抢运这些珍贵书籍最需要的还是资金，杭州沦陷前，陈训慈拜访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遇冷。许绍棣告诉陈训慈，杭州仅三四天可守，自己忙得很，对于图书馆抢运书籍一事“无何具体意见”，态度非常消极，后来陈训慈又多次请示，许绍棣态度依旧。陈训慈在日记中记道：“教育厅所存节馀数万金（其中图书馆本年度临经费四千元）皆扣不发，今急用搬迁书避难之际，何以墨守官家之不肯负责之办法，置重要图书设备之安全不理，真令人感愤极也。”后

　　来教育厅耐不住陈训慈的软磨硬泡，允许借发300元作为经费，但这区区数百元根本办不了什么事，无奈之下陈训慈只好四处借贷。

　　陈训慈12月10日日记记述：“又为运书款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以应挑工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陈训慈无奈之下，再次向省教育厅求帮：“为搬迁文澜阁《四库全书》，各方借款甚多，而书在途中，挑运仍须费用，经常费用无力垫还。因念如此文物，教育厅不视为本身事，至赴杭借资，而今已自筹借债运出，然在杭书尚多，宜可续运，……请特拨运书费八百元。”

　　沉重的压力几乎将陈训慈压垮，他感叹说：“无车无钱之苦，至此乃饱尝风味矣。”

　　四处奔波

　　1937年12月24日，杭州陷入日本人之手，浙江省政府迁到浙中小城永康，省府各厅迁永康城东的方岩办公。

　　在这种形势下，图书放在建德显然已经非常危险，在浙江境内也不安全，陈训慈为此四处奔走，呼吁当局尽快将这批珍贵图书运到西南大后方。1938年1月7日，陈训慈写道：“到永康后第五日。……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几经面陈教厅当局，以迁往内省为宜，而迄不得要领（每谓内地亦不安全，岂不知相对的安全，自有差殊）。今既无馀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

　　1938年元旦前后，陈训慈为搬运图书事奔走于永康、方岩、金华等地，虽然诸事缠身，忙得焦头烂额，但还是忙里偷闲，在日记中记录了沿途风光和许多趣事。他在1月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舟行约五十里而弱，晚停泊范村。沿途江流夹山，水深滩多，往往石岩耸起，水流湍急，山峦重叠，若至绝境，而转眼之间，水流又平，山暗树明。”看到如此美景，陈训慈不禁感慨万千，数年来在杭州条件便利不知抽空旅行，直到今日躲避战乱方知欣赏浙江之佳山水。午后舟中沉闷，陈训慈和同事弃船登岸，帮助船夫拉纤。此间陈训慈还童心大发，拔当地农人畦中萝卜数枚食之，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是亦突来之窃行也，应戒。”

　　当时的浙江省府主席为桂系巨头黄绍竑，他对搬运阁书一事不甚热心。教育部曾发电给浙江省府，请浙江方面“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陈训慈在日记中详记了黄绍竑的态度：“余始闻之某秘书，见李先生竟未及此，不禁问教部有何电云，李君即出电相视，并谓‘此电甚空洞，主席见之甚不高兴，谓土地人民如放弃，文物何足云。入贵州岂谓黔省以东之大地悉准备放弃也？教部有办法，惟自来运’云云。已电告‘正迁浙南，不便远迁’也。”

　　陈训慈数次呈请迁阁书于内地而未果，战火渐近，《四库全书》命运堪忧。

　　阁书西运

　　对于《四库全书》的搬运事宜，教育部的意见是迁往内地贵阳，而浙江省政府不愿将书运出省外，欲迁往丽水。

　　抢运《四库全书》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经费问题，二是交通问题。经过陈训慈的四处奔走筹措，经费问题基本解决，还需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战时交通工具极度匮乏，而浙江省立图书馆并无卡车，所以在运书事宜上，陈训慈多次往访竺可桢校长寻求帮助，每次求助，竺可桢都慨然相帮。对于竺可桢的帮助，陈训慈感激异常：“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需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无自己的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师对浙图之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在竺可桢等人帮助下，陈训慈历尽周折，将图书运到金华，再转运龙泉。1938年1月底，阁书终于运抵龙泉，暂存县城之中心学校。

　　龙泉旧属衢州地区，当时衢州有军用机场，属于抗击日寇的战略要地，当然也是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所以阁书在此很不安全。这时教育部派浙大教授李絜非来浙，商量将阁书运往贵阳，理由是西南僻远，战事不至波及，存放那里可高枕无忧。对于此事，陈训慈这样记述：“五时接一吉安来电报，电云：‘教部已三电浙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即派李絜非兄来，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对于教育部的意见，浙江省政府开始并不情愿，但后来战局不利，只好同意，这批珍贵图书至此才得以运往贵阳保存。

　　1940年秋，陈训慈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远赴重庆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任职。上任途中陈训慈专程去贵阳地母洞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情况，恰好当时负责看管图书的保管员夏定域去湄潭浙大任教，《四库全书》无人看管，陈训慈遂将与自己同行的表弟柳逸厂留在贵阳，接替夏定域的工作。后柳逸厂因病辞职，陈训慈马上函召原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赶往贵阳接管阁书，并寄旅费300元。1941年2月，陈训慈正式辞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一职，虽然离开了浙图，但他依旧关注《四库全书》的动态。1944年11月，日寇长驱入黔，阁书危在旦夕，陈训慈晋谒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商讨阁书搬迁。经过陈训慈的争取，教育部派卡车六辆赴贵阳搬运图书，1944年年底，阁书全部运抵重庆青木关，藏教育部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

　　陈训慈以一介文人之躯，历尽艰难，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的种子，他的这部《运书日记》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的抗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