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与家人。

《陈寅恪集》(14卷），陈寅恪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说起陈寅恪，我们都不陌生，即使是没有读过他著作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分量，一部《柳如是别传》，皇皇三大卷，却是多少读书人争相收藏的对象。

　　说起陈寅恪，我们又那样陌生，甚至连如何去读他的名字似乎都成为一个问题：是读“kè”还是读“què”，这一问题困扰着许多人。

　　在清末民初的风云际会下，出现了一大批独领风骚的文化巨人，他们在治学方面各有所长。可是，像陈寅恪这样身跨多界，又跨界跨得这么硬核的，也实属少数。陈寅恪不仅以治史见长，在古代文学、语言学等领域也卓有建树，不仅如此，陈寅恪还是一位诗人，他工于音律，擅长写格律诗，诗中多有其羁旅见闻、人生感触，而学术思想也往往蕴藏其中。在那个以“新”为“绝对之是”的年代，陈寅恪反其道而行之，一生专门治“旧”，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异数，而能将“旧”治得出类拔萃，甚至比那些所谓“新潮”思想更精深，并在“旧”中翻出“新”来，则更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非凡的学术功力。说陈寅恪是一位不世出的大学问家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一代宗师

　　陈寅恪的学识渊博源自他的家传。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晚清是一位实权人物，曾经出任湖南巡抚，可以说是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而他又是维新派在朝中的重臣，思想开明，开一时风气之先；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谭延闿等人被人合称为“湖湘三公子”，除在治学方面颇有建树之外，还热心兴办新式学堂，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陈寅恪从小就以读书为乐事。作为父亲，陈三立的教育观念十分开明先进，早在为陈寅恪开蒙之时，他就与先生订下了不打骂学生、不让学生读死书、背死书的“约法三章”，先生也倾囊相授，并根据陈寅恪的天资，创造出了一套“读书先识字”的教学方法。陈寅恪读书，并不是摇头晃脑、死记硬背；而是从字义读起，将文章中每一个字都吃透，由字到句，再由句到文，如此往复。这样一来，陈寅恪不但对文章记得住、背得熟，而且还理解得深。这为其以后独步学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有来自家传的深厚学术渊源，陈寅恪的成就还和他的学术视野有关。很多人只知道陈寅恪善于治中国古代文史，却不知陈寅恪对外国文化也是了如指掌。陈寅恪德语极佳，又广泛涉猎全球各国文化，据他的侄子陈封雄回忆，陈寅恪到底会多少种语言，恐怕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出，但是他能读懂十三、四种文字、说四、五国的语言，听懂七、八国的语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一次，陈寅恪偶尔看到了中学历史教材上一幅标注为“巴比伦石碑”的图，并通过图上的文字当场辨别出这一石碑并非巴比伦而是突厥人所制，其学术功力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陈寅恪还多次留学海外，于德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地遍访名师，并大量阅读西方文艺、哲学著作。陈寅恪有个习惯，就是读书只读“原书”，若不是“原书”，“其中很多材料，或辗转抄来，难免抄错；或断章取义，不合实情；或原引材料有误，不能甄别；且内容简陋，缺漏颇多，因此不足为依据，只可参考。”故而，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杜威的实用主义，陈寅恪都是一本一本通过原书“硬啃”下来的，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辛是外人所无法得知的。

　　陈寅恪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无论读什么书，他不但会在书上作密密麻麻的标记，而且还会写下大量的笔记，在他去世后，亲人们在为他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仅是读书笔记就有64册。

　　有这样的家传，又勤学若此，陈寅恪不成为一代宗师恐怕是天理难容的了。

　　二无导师

　　论才、论情、论智，陈寅恪都超出常人，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代宗师，在扬名天下之时，却是一位“二无导师”。

　　所谓“二无”，指的是一无学位，二无著作。1925年，时为留美学生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准备成立研究员，校长曹云祥向梁启超咨询导师聘任的事宜，蜚声海内外的梁启超不假思索地向曹云祥推荐了陈寅恪。当梁启超介绍陈寅恪说他不仅不是博士，而且连硕士也不是的时候，曹云祥脸上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不好直接驳了梁启超的面子，便试探着向梁启超询问陈寅恪是否有什么著作，梁启超的回答却让曹云祥吃了一惊。梁启超说，陈寅恪未曾出版过著作，但是其所写的寥寥几百字就顶得上梁启超本人一辈子等身之著了。曹云祥听后，满口答应梁启超一定要将陈寅恪聘到清华，后来在吴宓的引荐下，陈寅恪来到了清华园，很快就凭着自己的学问与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语言学大家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陈寅恪长期留学海外，但是却对拿学位毫无兴趣。当有人问他在海外十几年，为什么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的时候，陈寅恪的回答令人深省：“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这一回答深为同辈人所认同，有和陈寅恪同时留学美国的朋友听后不由叹服，认为这正是陈寅恪能够成为大学问家的原因，以学习知识为乐，以探究学问为尚，而不贪图虚名，不被所谓头衔限制住自己治学的疆域，这才是一位大学者所应有的姿态。

　　尽管陈寅恪是一位“二无导师”，但是他上的课却被清华园内的学生与教师所共同仰慕。陈寅恪开课，不仅课程量多，而且课程面广：在清华，他开设语文、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在北大，他还开有佛教典籍与边疆史研究的课程。无论是哪一节课，讲台下的学生都是爆满的。不仅是学生，就连各个学校的老师也纷纷跑过来听陈寅恪的授课。1929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不仅每节课前恭恭敬敬地陪陈寅恪从教师休息室走到教室，而且还会找一个位置坐下来，认真地听陈寅恪的授课。

　　陈寅恪的魅力之大，不在于学位，而在于学问。不重虚名而重学问，陈寅恪的“二无”却正是真学者本色。

　　三不学人

　　陈寅恪不但家庭背景显赫，而且在学术上执一时之牛耳，当时在清华校园里有人称其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的主任吴宓也称其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就连当初举荐陈寅恪的梁启超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陈寅恪在学问上是有过人之人，在讲学上也颇有过人之处。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上课时都会提起他的“三不讲”主义，即“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放眼学林，试问能说出这番话来的，除了陈寅恪之外还有谁人？这不但需要有过人的学识，更需要敢于挑战自己的勇气。正如当初在海外留学时注意新视野的拓展，而不追求在某个限定的领域获得博士学位一样，在大学执教时的陈寅恪也时刻在拓展着自己的学术边界，那些被书上所记载的、被别人所讲过的乃至于被自己所讲过的，都已经是固定下来的陈迹了，感兴趣者自然会去找来阅读。倒是那些在这“三不”之外的内容，那才是值得去讲的，也是值得去不懈探索的。在陈寅恪那里，教和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教的过程中，他时刻在探索那些为自己所陌生的领域，将新的内容添加进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1932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国文试题，其中有一道题出了个上联“孙行者”，让考生对下联，一时间，答案五花八门：“王引之”“沙和尚”“唐三藏”“胡适之”等等人名纷纷成为写在纸面上的答案。当时陈寅恪并没公布答案，但大家都知道胡适之是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以胡适之入联，展现了陈寅恪对中国时事的关怀。多年后，陈寅恪才说出该题的下联为“胡适之”，同时告诉人们，一个大学者不但要有坐得住冷板凳的耐心，还要有为万世开太平的热心。

　　提起陈寅恪，人们都会不由产生敬仰之心，这一方面是由他的学问而来，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于他的言行，在陈寅恪的轶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学人的精神，更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大师档案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