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第三期史记剧照。
《史记》内文。
文\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3月21日，《典籍里的中国》第三期《史记》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相比第一期《尚书》和第二期《天工开物》，《史记》可谓耳熟能详，中国人年少时基本都在课本中接触过《史记》的个别篇章，书中的各种典故成语也早已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那么历史上的司马迁是怎样的人，《史记》又是本怎样的书呢？
司马家族的荣耀
司马迁出生于西汉景帝、武帝年间黄河边的龙门，临近都城长安，在他的自传性文章《太史公自序》开头，司马迁将其先祖追述至传说中颛顼时代掌管天文、农政的重、黎，到了周朝，其先祖程伯休甫改行为武将，任司马之职，遂以司马为姓；后来司马氏“世掌周史”，又因周王室内乱，司马家族辗转迁徙秦国，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为秦名将，平定蜀地，六世祖司马靳则是白起的佐将，参与长平坑杀赵卒四十万。
这些家族荣耀，成为司马迁父子著史的重要动力。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这主要是个执掌天文的官，但掌管国家藏书也是其职责之一。成一家之言，效《春秋》撰写一部通史是司马谈的夙愿，但他深知此项工作艰巨，恐非一人之力能完成，所以从小对儿子司马迁悉心培养。
在其父教导下，司马迁十岁就能识读古文，熟读古代典籍，成年后的司马迁还曾跟随董仲舒、孔安国等大儒学习公羊学、《古文尚书》等，积累了丰厚的文化素养。
在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启了壮游江淮的经历，他攀登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嶷山考察舜帝的遗迹；溯沅水、湘水，凭吊屈原，又北上汶水、泗水，到临淄、曲阜去研究学问，观察孔子的逸风，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彭城一带时还一度遭遇困厄，并取道汉高祖的老家沛县，收集网罗了很多旧闻，这些都成为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的重要素材来源。
回到京师后，司马迁依赖家族声望得以出任郎中，也就是皇帝侍从，官职虽低，却可亲近皇帝，司马迁也确实因才能得到武帝信任，常随武帝出游巡行，参与祭祀、封禅等重大活动，对其撰写《史记》带来很大助力。
司马迁人生第二次重大游历则带有官方使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经营西南夷，这次带有军政使命的游历再次扩大了司马迁的视角，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著有多篇民族类传，和此次西南之行不无关系。
突遭横祸发愤著史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却因故未能从行，留在洛阳，含恨而亡，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完成修史大业，他死后第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整理父亲遗稿，着手撰写《史记》。但在编撰《史记》的第七年，司马迁突遭李陵之祸。当时李陵率军出击匈奴，五千汉军遭遇匈奴八万主力军，陷入重围，在杀伤大量匈奴兵后，终因寡不敌众，战败投降。
李陵败降的消息传来后，武帝“为之食不甘味”，满朝大臣忧惧，不敢说话，司马迁与李陵并无交情，但平时见其为人有国士之风，而身为武帝侍从，司马迁又迫切想为主分忧，于是在武帝召见时坦陈看法，认为李陵能得部下死战，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即使战败暂时投降，以后也一定会找机会重新归效汉朝。
汉武帝当时对司马迁的意见未置可否，但他内心却希望李陵能如司马迁所言，因为此后不久汉武帝就让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境内，想接应李陵归汉，但公孙敖无功而返，反而汇报说听俘虏讲，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
后证实这是一起乌龙事件，替匈奴练兵的是名字与李陵相似的另一降将，但汉武帝却已不愿再多做求证，盛怒下的他下令将李陵族灭，并迁怒于曾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将其投入监狱。
司马迁的罪名是死罪，但还有两个办法可以免死，一是花钱买命，入钱五十万赎死，但司马迁是独生子，交游莫救，没人帮他；再就是接受耻辱的腐刑，这是一种极具侮辱性的刑罚，司马迁在写给朋友任安的《报任安书》中，详细吐露了当时受刑前后的心境，认为对士人来说，腐刑已达到耻辱的极点，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宁肯自杀也不会受这种侮辱。
但司马迁却死不起，他还有撰史大业尚未完成，他想起了曾遭困厄的历史先贤西伯姬昌、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子——也悟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荣辱观，毅然选择接受屈辱的腐刑。
汉武帝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出狱后的司马迁被他提拔到中书令的位置，这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劫后余生的司马迁把满腔热血和精力都用在著史上，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左右完成了这部旷世之作，并命名《太史公书》。
《史记》的巨大影响力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关于《史记》一书的创造宗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指出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也通过《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正史的传统。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即《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叙述了这种体例设置作用以及每篇创作缘由。比如十二本纪是全书大纲，以王朝为体系，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所以即使项羽、吕太后虽非名义上之帝王，但却是实际天下的主宰者，也被司马迁列入《本纪》。
十表则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各种大事件，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与《本纪》互为经纬。
八书可看作是制度史，如《天官书》记录天文星象，《封禅书》记录的是封禅大事，《河渠书》记载天下河流和著名水利工程，《平准书》则记载了武帝一朝的财政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只可惜八书中，近半已经亡缺。
《世家》在五体中最为复杂，其主要记载的是王朝的诸侯和重要辅弼功臣家族。在三十世家中，前十六篇为春秋战国时的主要诸侯国；《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则体现了司马迁先进的历史观，将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列入世家，而不问其是否达到诸侯的地位；《外戚世家》不同于后世的外戚概念，专指皇家妇女，类似于后妃类传；《楚元王世家》等六篇为西汉王室宗亲；其余五篇世家则叙述了汉初重要功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和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
《史记》中最精彩的当属七十列传，从西周初年到汉武帝时的重要历史人物、民族、邻国乃至一些特殊行业都被司马迁列入列传，除了上层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英雄豪杰外，社会底层的刺客、游侠、医生、卜卦者、俳优、商人等也被悉数列入《史记》。
后世受正统思想影响的《汉书》作者班固对此就颇不以为然，认为司马迁在这方面“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但以现代人史观来看，这恰恰是司马迁和《史记》可贵可爱之处。
《史记》成书后最初被命名为《太史公书》，司马迁抄写了两套，正本被藏于家中，副本存于京师官方书府。司马迁没有儿子，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对外发布，《太史公书》开始流传，到东汉末恒帝、灵帝时，逐渐被称为《史记》。
《史记》流传过程中出现缺失，如原书中被称为《今上本纪》的汉武帝本纪，就因政治原因遭到删除，现在流传中的《史记·孝武本纪》为后人采《封禅书》文字补缀而成。
由于《史记》部分篇幅的缺失，以及其叙述到汉武帝太初四年截止，《史记》的续书和补书开始出现，成就最大的当属东汉的班彪，他续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其子班固后来加以扩充，独立成书，是为《汉书》，从而延续了纪传体《二十四史》的传统。
补书作者中最有名的是西汉中后期的褚少孙，现在通行《史记》版本中的“褚先生曰”后的文字即是他的手笔。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对《史记》的注书就曾多达15种，但流传下来的有三种，即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被合称《史记》三家注。
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史记》的影响不仅在史学领域，以文学为例，唐宋古文运动中，韩愈、柳宗元等人对《史记》文学成就推崇备至；而鲁迅先生对《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更是广为流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