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末，我们的住处要从卡塔尔首都多哈，搬到几十公里外的乌姆锡德。离开购物、休闲、生活便利的地方，心里多少都有几分不舍，定下搬家的日子后，每天整理房间里的物件成了我的主要任务。衣服、书籍分类打包，用床单把冰箱、电视分别包裹起来，那些吃的东西，统统码在一个个纸箱子里，不大的房间折腾完竟然也有一堆堆东西。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即便心里想的是以简为主，但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繁复的习惯。比如说在瓦其夫老集市里买的小地毯，羊毛织成的咖啡杯垫，铜制的香炉里常常飘出浓郁的阿拉伯香……

　　春节前半个月，搬家的卡车来到院子外，呼啦啦进来几个尼泊尔工人，他们皮肤黝黑浓眉大眼，安静好像是他们身上一贯的标签，站在那里等候吩咐。大件的沙发、床，陆续装进车厢，剩下的小件很快也各就各位。我们驾车先行离开，在新居等待我们这些年积累的宝贝，而我，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规划着物件摆放的最佳位置。我对过年有着很深的情结，一切都源自童年时期回老家过年带给我的感受：腊月初八泡进醋里的大蒜已经开始泛起鲜亮的绿色；腊月二十五炸鱼、炸丸子、豆沙包、小酥肉装了满满一大缸，放在东屋背阴处；腊月二十八九，父亲把鸡鸭鱼肉打包到竹筐内：等到腊月三十，一大早我们便赶到火车站，涌入人头攒动又喜气洋洋的车厢里。火车就这样摇着、晃着，带我走过一年又一年，把所有对春节美好的记忆，刻进了匆匆向前的时光碟片上。

　　人在异国依然不能淡化我对“年”的执念，于是突发奇想，不如自己动手剪出五彩的“春”字吧。于是，让先生找来红绿黄的卡纸，铅笔、剪刀齐上阵，不一会儿工夫，大小不一的“春”就铺满了我的屋子，继而在大红纸上写了一个又一个“福”字，贴上窗户，贴在大门上，贴在冰箱上头小仓鼠的笼子……中国年的绝配必须是中国红，当满眼的红出现在面前，立刻就有了春节的味道。我兴奋地跳跃着，激动地打着春的响指，暗自佩服脑子里常常出现的奇想。先生回家前，我把一个个“春”叠放，恭敬地放到干净的塑料袋中，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那就是在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我要带着“春”走遍多哈的大街小巷。于是，那一天，在珍珠岛、在伊斯兰博物馆、在世界杯路赛尔建设工地、在瓦其夫老市场，有一个手拿“春”字的女人，仿佛一位送春来的使者，把身影留在多哈的土地上。

　　此刻，春节的脚步又悄然临近，我内心深处正在冬眠的对年的憧憬开始苏醒，抬眼望向窗外，小山、小湖靓影依旧，肥大的野鸭在水面上掠过，这样美妙的画面展开，哪一处都洋溢着新春将至的幸福感。春来万物苏，真正的春天想必应该永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