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科学考古出土、出水的大量文物，鲜为人知的是，海南省的不少知名文物其实最早是发现于田间地头的。像道光《琼州府志》中就记有明代一则铜鼓的出土记录：“永乐中，万州土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辉溪水，得一鼓，长三尺，面围五尺，凸二寸许。”此铜鼓发现于明永乐年间，是当时万州官员遣黎兵在挖渠引水之际挖出的。道光《琼州府志》另记有“昌化县铜鼓：明天启五年，邑人获之，藏峻灵王庙中。面围二尺六寸，中空，旁缀两耳，面有蛙凡四。通体厚二分，其色白。惟脐间缺损，击不成声。”有学者曾指出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一面铜鼓是1942年10月从海南岛黎族群众手中得来的，据说原来就藏于昌江县峻灵王庙，很可能就是明天启年间出土的这件昌化县铜鼓。

　　新中国成立以后，海南出土的多数青铜器都是村民无意间发现的。像陵水县英洲公社发现的两面铜鼓，一面是公社内福湾大队福湾村农民在村后海滩沙丘高处开荒植树时发现的，另一面则是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农民开荒时发现的。临高县发现的两件青铜釜，一件是1964年2月，临高县城镇信用社工作人员在城北约5公里的皇桐岭挖掘树根时发现的；另一件则是1994年秋儋州市洛基镇农民在三杆塘河右岸二级台地上耕地时，于距地表约30厘米处发现的。这些铜鼓和铜釜大都是汉代的青铜器，与黎族先民和汉代军队开发海南岛有着密切的关系。铜鼓鼓面的立蛙和鼓身的各种纹饰展现着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铜釜直腹的造型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独树一帜，这些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铜器，虽然不是科学的考古出土，但有着明确的出土地点，现在都是海南馆藏的珍贵文物。

　　铜鼓和铜釜多为汉代遗物，走过千年历史，其多发现于田间地头的原因已不可知。但大量黎族铜蛙锣发现于洞穴或地下则是有因可循。据黎族学者介绍，铜蛙锣在黎族人心中极为重要，一般是由家族中的长者保存，长者出于安全考虑，有时会把铜蛙锣放在洞穴或埋入地下，等遇到重要场合才会取出使用。有些长者突然过世后，由于铜蛙锣的埋藏地点不为别人所知，便无法再在家族中传承。现在挖出的铜蛙锣，不少就是长者逝世后遗失的。

　　“朱庐执刲”银印是目前海南省出土最早的官印，实物证明了汉代海南岛就已归属中央政权管辖，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件银印是1983年5月，乐东县志仲镇谭培村农民在挖橡胶树坑时发现的，后由乐东县文物普查办公室征集。1994年，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朱庐执刲”银印的时代定为西汉。“朱庐执刲”银印为地名和职位名的组合，“朱庐”即史书上的“朱卢县”（西汉置，有一说在今海口市琼山区）；“执刲”又作“执圭”，是战汉时期的一种爵位名，《东观汉记·卷四·百官表》指出“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那“朱庐执刲”银印应是有“执刲”爵位的朱卢官员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