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家书。藏于无锡博物院
倪元璐画像。
倪元璐行书 五律诗轴。藏于上海博物馆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文\李玉萍晚明时期，书家辈出，涌现出一批卓尔不群的书法大家，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其中，倪元璐不仅是一位传世的书法大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
一《训》传三代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任琼州知府的倪冻，曾给儿子倪元璐写过一篇《训》，文中有对儿子的教育忧思，并对其儿学业、行为规范作了严格的要求。其中一句“工夫不可一日错过”，告诫儿子要珍惜学习时间，不可荒废一日一时。殷殷之情，跃然全篇。而倪元璐谨记家训，牢记父亲的教诲，刻苦读书，功课从不懈怠，一日不敢荒废。17岁时，倪元璐在郡县等三试中皆得第一，品格出众，才华远播。坊间传说，倪元璐成人后，一直严守家训，并教育其儿遵照此《训》，其长子倪会鼎背诵此《训》时，只字不漏，成为遵规守训之佳话。
据《琼州府志》记载，倪冻在任琼州知府期间，开良田、凿甘泉、辨冤案、利民生，是海南历史上的一代良吏。他不仅执政为民，治家亦有方。倪家家风严谨，文风甚浓，承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忠孝为人。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常有训诫，督其学业。使倪元璐成长为一位才识过人、学问渊博、品格超群的人。其诗文、书画俱工，以气节、书画名世。
倪元璐对行草书痴迷执着，他会同当时一批书家，在行草书的创新上，追求卓越，进行艰苦的摸索，形成了一个超高水准的创作群体。他们在继承明中期书法风格的基础上，追求古朴、厚重、稚拙的书法风格，顺应了时代和书法艺术规律的发展，打造出明末书坛的新格局，形成了一股崇奇求变的艺术新潮流。倪元璐对书法的理解和表达，充分显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他独特的个人审美理想。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风格，独具气质和格调，与常见的明人书风截然不同，他与同期的黄道周、王铎鼎足而立，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与此同时，他又与同期的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并称“晚明五大家”，成为明末书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晚明五大家”中是十分耀眼的，张舜徽在《艺苑丛话》中如是评价：“书画俱工，落墨超逸。行草尤极灵秀神妙，为时所称。”
人超脱 字奇古
倪元璐为人超脱，书法风格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又深得王右军、颜鲁公、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味。他善于用笔，直落直收，斩钉截铁，笔画恣意，给人以刚劲畅达之感。其墨浓、笔画厚重而沉稳，方整中见婉遒，可窥篆、隶之意趣。加上笔画字形的粗细大小变化，墨色浓湿干枯交替，呈现险劲中寓古雅的韵律，书风奇伟。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在倪元璐的传世作品中，行草书体作品分量大，行草书法作品一般来说较其他书体洒脱流畅，倪元璐的作品更是运笔娴熟，率意而为之。在墨色上，熟练大胆的干湿、枯笔、湿笔的混合运用，有一气呵成之势，展现出他内心世界的坦然、宽博和自由。
在倪元璐的传世作品中，形式上，除了少量的信札、册页、扇面外，几乎都是条幅，其中巨幅作品比较常见。大幅作品的出现，使书法从传统的案头品玩转化为壁上观赏，在带给我们强烈新颖的形式感和视觉印象冲击的同时，也带来大幅行草书作品不同凡响的章法结体。倪元璐笔下的高堂大作，常见风格就是笔力沉着雄强、有着不可阻挡的豪逸大情，表现出宏达的气势。不拘泥于传统，勇于创新，将个人的审美情趣和独特的个性融入书写中。他将婀娜的曲线和粗犷的笔画相结合，使作品既展现了细腻的美感，又彰显了坚毅的力量，让人深深为之感动。
在他的传世作品中，并不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是注重情感和审美的深度表现。正像清代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的“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林散之评：“明末草书人才荟萃，徐天池（徐渭）、祝枝山、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王觉斯（王铎）各有千秋。”
鸿儒义 文人情
倪元璐的书法作品至今广泛传世，被誉为明代书坛的瑰宝之一。除了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收藏的作品外，无锡博物院收藏的一幅家书作品，展现出了他的儒家精神和文人情怀。
据传，倪元璐为官期间，一共写过七次“乞归省疏”，其中提到最重要的理由即是照顾自己年老的母亲，尽“孝”之道。看倪元璐的《家书》，其恭敬孝顺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因是写给母亲的，书写工整、恭谨细致，墨色自然，取势平整。每列右侧还注明标点，方便读句，极为贴心。结体天真率意，结构扁方自然，不事雕琢修饰。书法风格可窥见苏轼书墨之味。全幅小楷旷达神气，字断意连，笔画间相呼应，高古深远。此件《家书》作品，区别于常见的行草书条幅作品，收敛了奇崛刚毅之风，让我们看到了倪元璐书风的另一面。
在明代杰出的书画大家中，最有气节者当属倪元璐。
倪元璐的成长环境，是家风浓厚，代代传承儒家思想和道德文化，注重忠孝为人。他自小学习儒家伦理道德，忠君报国和对“仁、义、礼、智、信”的践行，促成了他于国家、于民族危难之际舍生取义的行动。在他的意识里，“忠”“孝”始终是赖以立身处世且高于生命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他看来，生命固然可贵，但若要苟且活于投降变节之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据《明史》载，1644年，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杀后，倪元璐觉得明朝大势已去，便“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他为国家殉身，被追赠谥号“文正”。他一生坚持高尚的人格操守，为国家和人民尽心尽力，被公认为忠烈之士，备受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