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著名理学家丘濬（1421年—1495年），字仲深，号琼台，琼州府琼山县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金花村）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政务，谥号“文庄”，后人尊称为“丘文庄公”“丘公”，代表著作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等。

　　朱熹与海南

　　海口市文庄路上有琼州府学、琼山县学遗址等，这里曾是少年丘濬读书的地方，也是他在朝为官后，十分重视的地方，撰有《琼州府学祭器记》《藏书石室记》《雁集琼庠记》《琼山县学记》等文。

　　琼州府学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琼管主帅韩璧重修，然后给朱熹去函并附上画图， 请朱熹为琼州府学撰文题记。朱熹写了《琼州学明伦堂记》和《琼州知乐亭记》，并题写了“明伦堂”匾额。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理学家，被尊称为“朱子”，因谥号“文公”，后人又尊称他为“朱文公”。朱子理学，是我国儒家思想在南宋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为儒家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概括了朱熹对我国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贡献。

　　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宋理宗颁诏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孔庙；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以“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开科取士，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解释依据，此后成为科举考试的规范程式；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把“四书”“五经”当成五谷，家家不可缺少，凡是打算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都要读懂用好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丘濬幼年时，琼州居民已经家家崇尚“文公礼”。文公礼，就是朱熹的《文公家礼》。

　　《琼州学明伦堂记》告诉学子们，教育就是根据人固有的素质，巩固其固有的，引导他们正常发挥，教育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使琼之士知所以为学者，不外于身心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则其德成行修而无所疑，于天下之理无难矣”。

　　清人翁方纲《迁建琼州府学记》中也提到：“是学之最切要、而为他学所不获有者，在朱子一记。”“朱子之言若此，则凡入此学者，其于仰止圣人、希法前贤之要道，舍是曷求乎？”说明朱熹《琼州学明伦堂记》对琼州府学及其学子的重要意义。

　　朱子学说对丘濬的影响

　　丘濬，明景泰五年（1454年），会试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加了《寰宇通志》编修，成为“以文字为职业”的朝廷官员。从遥远的岭南之海南，丘濬颇有感慨，说当时海南的书籍不多，又没有好的老师和朋友，自己能够学有所成，实在是黑暗中得到了一点光明——“求之于己”，即使“求之于己，亦足亦自乐也已矣”。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之语，意义完全相同。

　　丘濬说平时应多做善事，虽然受时地限制，不能做尽，但是要多做，自己敬畏“天”，绝不做一点坏事。正如他辑录的《朱子学的·进德篇》，朱子曰：“人不可以为恶，一失其身，纵有善，不足以自赎。”

　　丘濬辑《朱子学的》，不是偶然的学术发现，而是自幼诵读朱子之言，对朱熹由衷敬佩而产生的景仰之举。朱熹逝世279年后（1479年）的一天，丘濬在浙江天台王廷仪家，见到朱文公手书，作《题文公先生手迹后》，慨叹能见朱熹手泽，真是平生一大快意之事！

　　丘濬辑录《朱子学的》

　　朱熹平生著述，多是阐明儒家经书要义的，散见于对经书的注解中，没有单独成书。为了更直观地讲明朱熹学说，丘濬就学习朱熹把程颢、程颐解释《周易》《春秋》的言语摘录出来编成《近思录》的做法，从《四书章句集注》等经书传注中辑录出朱熹的解读，仿照《论语》的“子曰”体例，以“朱子曰”的形式，将朱熹注解经书的警句名言，汇编成《朱子学的》。所谓“学的”，是把读书比作射箭，射箭一定要射中目标一样，读书学习一定要立志于将来成为圣贤。

　　丘濬编辑《朱子学的》就是希望读书人学习朱熹的思维，遵循朱熹的方法，诚心正意，格物致知，激发自己内在本质，把自己培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圣贤，而不是富人或贵人。

　　《朱子学的》共二卷二十篇，卷上主要讲“进德”，卷下主要讲“成德”；卷上讲“敬”，卷下讲“仁礼”；卷上从“下学”始，由事达理，依次是持敬、穷理、精蕴、须看、鞭策、进德、道在、天德、韦斋，卷下从“上达”始，由理而阐述办事，依次是古者、此学、仁礼、为治、纪纲、圣人、前辈、斯文、道统。

　　古代读书人，起点是士子，终点是圣人，不过是下学人事，上达天理，所以《朱子学的》，丘濬说是儒者全体大用之学。

　　该书编成于天顺七年（1463年）年春。成化元年（1465），明宪宗即位，任命丘濬为经筵讲官，专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可见丘濬编辑《朱子学的》一书，当时在全国已经影响深远。

　　丘濬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还编了《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编写了戏剧《五伦全备忠孝记》，奠定了他在我国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文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