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从左至右为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李健吾。

　　晚年巴金在鲁迅像前。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巴金先生。

　　■ 迎春

　　2024年是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自今年年初，巴金故居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推出“2024，读巴金”系列短视频后，世界各地的读者把对巴金先生的爱和尊敬持续不断地展现了出来。巴金先生生前就对友情十分珍视，在《<旅途随笔>序》《朋友》等文章中，他曾多次提到友情的意义：“友情这个东西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他甚至说过，他是靠着友情活下来的。

　　与沈从文的山高水长

　　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从两人相识之日起，维系了一生。两人之间亦师亦友、亦知音亦知己。1988年5月，沈从文病逝，巴金异常悲痛，在沈从文逝世四个月后，他抱病写下《怀念从文》，描摹了他和沈从文之间逾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亲情。此文后来作为代序收入巴金的《长河不尽流》一书，让我们得以细品我国当代文学巨匠之间这种珍贵的情谊，颇有古时伯牙与子期之间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

　　巴金说，他去巴黎前便读过沈从文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几次听友人称赞沈从文的文章，当时他已发表不少作品。1932年才与沈从文初次相见，但一见如故，相谈很融洽。沈从文有一部短篇小说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巴金陪他到书局，见到了巴金认识的那个出版家，稿子投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了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当晚巴金同沈从文告别。九月初巴金应邀去青岛玩，住在学校宿舍里，与沈从文相处愉快，如同几十年的老友。

　　后来，他们的交往愈加密切。1933年9月，沈从文结婚，巴金没在婚礼现场，但他发了贺电。婚礼过后，巴金去沈从文在北平府右街达子营的新居作客，“只提了一个藤包，里面一件西装上衣、两三本书和一些小东西”。借住沈家书房期间，巴金创作了《雷》与《电》。其间，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巴金曾在《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散文，他说当时自己稿件的钢笔字很差，墨很淡，字迹并不十分清晰，勉强可读。后来，沈从文用毛笔把这篇文章的每一个字都填写得清清楚楚。

　　在《怀念从文》里，巴金用细节描绘了他和沈从文之间终生不渝、患难与共的知己之谊：

　　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

　　“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为鲁迅抬棺

　　鲁迅与巴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两位作家。事实上，他们的相识并不算早，但自初次见面一直到鲁迅逝世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却能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巴金一直视鲁迅为精神导师，而鲁迅也给巴金以极大的支持和十分的肯定。

　　在写于1980年的创作自述中，巴金曾详细列举自己“写小说”的“老师”，其中有法国的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俄国的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提及中国部分，唯有鲁迅和“中国社会生活”。这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名单，在巴金的文学师承中，鲁迅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体现了巴金所受“新文学”的影响之深。

　　而对于鲁迅，巴金是后辈，日本学者增田涉曾问过鲁迅，为什么要和自己“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这“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指的便是巴金。当时鲁迅用信任和笃定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是鲁迅喜欢的品质，也是鲁迅本人的性格。由此可见，鲁迅与巴金，虽直接交往不算多，却莫逆于心。

　　从少年时在成都读到《狂人日记》开始，巴金便是鲁迅的忠实读者，《呐喊》《彷徨》《野草》……巴金从一部部作品中学习写作的方法，安慰自己苦闷的心。在《忆鲁迅先生》中，他写道：“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

　　从“呐喊”开始，回到“伤逝”，巴金的文学道路看起来仍然像是一种宿命，仿佛注定了要与鲁迅相始终。而鲁迅对青年人的鼓励和支持不遗余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要放的正是巴金这样的青年和这一代作家。巴金确实担得起这个青年代表的名头，因为他一直着力于处理青年主题。他的那部《随想录》，被文艺批评家誉为重新接续鲁迅文学最深邃的余脉。

　　参与文学工作后，巴金与鲁迅有了直接的接触，编书、组稿、同席交谈，进而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在巴金受到他人质疑时，鲁迅坚定地站在巴金这一边，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而巴金提起鲁迅就显出虔诚：“我每次跟先生见面、听他谈话的时候，我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

　　事实上，鲁迅与巴金的直接交往并不是很多，不过五六次，且都是在集体聚会时。然而，1936年鲁迅逝世，巴金是抬棺者之一，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伟大的导师送行。此后，巴金在不同时期多次撰文缅怀，表达对鲁迅的崇敬、感激和哀痛之情：“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决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1983年10月9日，巴金左腿骨折住院八个月后刚出院，就迫不及待地由家人、朋友陪同来到绍兴鲁迅故居。巴金用手摩挲着鲁迅当年在书桌上刻下的“早”字，无限感慨地说：“鲁迅先生是我的老师，永远是我的老师。”

　　为青年点燃烛光

　　巴金的朋友圈，实际上并不局限于身边的先贤和友人，他对于后辈青年的扶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辐射得更远。

　　巴金尚未成名时，因缺乏自信，创作出长篇小说处女作《灭亡》后不敢投稿。后来，《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慧眼识珠，从巴金的朋友处发现了小说原稿，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还作了热情洋溢的推荐。这件事对巴金触动很大。后来做了编辑的巴金，把从前贤鲁迅、沈从文、叶圣陶等得到的滋养撒播开来，他把发现和提携新作家为己任，曹禺、刘白羽、张一弓、冯骥才等青年作家都得到了他切切实实的帮助。曹禺的剧本《雷雨》写完后，放了两三年，无处发表。后来巴金从友人处拿到稿子，一口气读完，被深深吸引，便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而曹禺的另一部剧作《日出》，也是经由巴金之手编辑出版的。某种意义上，巴金就是曹禺的伯乐。此外，何其芳的作品集《画梦录》、陈荒煤的小说《灾难中的人群》，以及刘白羽、萧乾、臧克家等文学新人的处女作，都是经由巴金之手出版或发表，从而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收获》创刊后，巴金作为主编，在推出和扶持青年作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980年，青年作家张一弓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因这部小说涉足文学禁区，能否发表，各方面意见不一。巴金力排众议，坚持在《收获》第1期推出了这部力作，还力荐该文在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中获一等奖。而冯骥才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铺花的歧路》，也是巴金力荐在《收获》发表的。2020年秋，冯骥才拜访巴金故居时，说：“漫长文学路上最深的足迹大多留在《收获》。我是感激甚至是感恩的。”

　　作家陈荒煤这样评价巴金：“他一直是热衷于发现、培养、扶植青年作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者，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新人，对中国革命文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