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周进隆编《历代君臣图像》中的李光像，有文天祥的像赞文字。

　　李光的《读易详说》被收录到《四库全书》中。

　　■ 谢志民

　　【编者按】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也写作《易》或《易经》）阐述的是天道、地道、人道，但自古至今总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摒弃其“道”的底层逻辑，尤其是江湖术士推波助澜，在“术”的层面肆意发挥，故弄玄虚，导致经典著作玄学化。被贬海南的“五公”之一、北宋名臣李光谪居琼州期间，正本清源，结合其数十年的从政经历，完成了《读易详说》一书，阐述了他以民为本的廉勤主张。

　　李光（1078—1159），字泰发，谥号“庄简”。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及第，历官五十二载，屡任实职，一生嫉恶如仇，亦深谙民情。宣和元年（1119年），李光任常熟知县时，正值宋徽宗大肆搜刮奇花异石以运京师，“花石纲”之役使东南百姓苦不堪言。直接负责人朱勔凭借此项“御前工程”权倾一时，其家奴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李光到任后，不畏权贵，依法惩治朱勔家奴，触怒朱勔及其背后势力，旋遭调离。此事虽使他初入仕途便受挫折，却也奠定了其一生不畏强御、廉勤为本的行事基调。

　　此后，李光因直言朝政屡遭贬徙，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李光坚守宣州，以孤城抗敌，保全一方百姓；绍兴初年，他经营江淮，整顿防务，体恤民力，不妄兴役。绍兴八年（1138年），李光与秦桧因和战之争矛盾激化，随即被流放岭南。此后辗转贬徙，最终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被贬至海南，直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始得北归。居海南十一年，几乎占据了他谪居生涯的大半时光。

　　以民为本的吏治思想

　　正是这十一年的海南流放时光，成为李光廉勤思想凝练成篇的关键契机。远离朝堂党争，深入民间闾里，他得以目睹朝堂之上难以窥见的百姓困苦。海南地处僻远，吏治尤为败坏，地方官吏往往借职权之便巧取豪夺，百姓赋役沉重、生活维艰。李光身处其中，与底层百姓朝夕相处，对民生疾苦有了切肤之痛。他回望一生仕途沉浮，将数十年治理经验与底层见闻熔于一炉，融入对《周易》的阐释之中，最终完成了《读易详说》一书。这部兼具义理与史实的易学著作，既是他在困顿中对平生治道的总结，也表达出深切的现实关怀。

　　他之所以选择以易释廉勤，一方面，有借注易以自遣的成分，因为远贬海南之后，身处僻远，亲历民瘼，得以静心思索；另一方面，更有借经义以言志的深意，《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是贯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根本经典。李光认为，《周易》是“圣人所以体天治民”之书，其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理，可以用来审视吏治得失，推明治道之本。他通过将廉勤问题置于《周易》的义理框架中，使廉勤不再只是官员个体的道德操守或制度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上升到“法天治民”的高度——天道以生养万物为德，为政者法天而行，便当以养民为务。这种天道论证，为廉勤政治提供了超越一时一世的根本依据，使其具有了不可动摇的正当性。

　　《读易详说》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将德性、教化、民本三者贯通，构建起独特的廉勤思想体系。李光继承了司马光“以史解易”的学术传统。司马光曾借易学批评王安石“专罪天下之人”，忽视仁政而导致民生困苦。这种以史论易、借易言政的思路，延续至李光与耿南仲（宋朝大臣，著有《周易新讲义》《易明蒙》）的争论之中。李光反对耿南仲脱离民生空谈易理的“外应说”，明确提出“天心不可见，考之民而已”，将民意视为天意的直接呈现。他选择《周易》，正是为了借助这一经典的权威性，将历史经验与现实吏治问题结合起来，回应南宋冗官冗费、高薪未能养廉的积弊，为吏治改革等具体问题提供经典支撑。

　　《周易》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资源，如“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等论述，将天地之道与圣王之治贯通起来。李光借由这些论述，将德性（官员操守）、教化（成就德行）、民本（为民做事）三者贯通，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廉勤思想体系。在他看来，廉勤不是孤立的道德要求，而是贯穿于天道运行、圣王治理、官员实践的完整逻辑——为政者只有以民为本，才能真正体认天道，才能真正成就德性、施行教化。如《读易详说》中对《周易》“损”“益”二卦的阐释，李光写道：“君子修身治国之道，如损之为益，庶乎其不厉民以自养也。”他将“损上益下”的易学义理直接转化为“还利于民”的政治主张：为政者当损己利民，以民为本，而非与民争利，以权谋私。这种阐释既符合《周易》的经义，又将廉勤的具体要求（不聚敛、不扰民、体恤民力）纳入其中，使廉勤思想获得了经典义理的支撑，不再是空洞的说教。

　　这一易学阐发并非空泛的理论推演，而是李光一生从政经验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嫉恶如仇，诗言“平生疾恶不量力，指佞击奸期屏迹”，既体现政治正义感，也体现在秦桧专权时的刚正不阿——哪怕身处贬所，他仍不屈服，屡次上书论列国事。他生活朴素，日食仅一盂，自寻“孔颜乐处”，不慕功名，诗中“路傍犹说长官清”正是其清誉的写照。他主张“治家之道威信而已，有信则内外不欺，有威则上下必肃”，认为只有坚守道德品信、取信于民，社会才能有序发展。

　　居琼诗文印证其思想

　　在海南期间，李光写作的大量诗文进一步印证了《读易详说》的思想内核。

　　《送秦令元发赴吉阳》中“耕桑不扰民归业，香翠无求吏自清”，既强调惠民举措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又点出官员清廉自守的关键在于不妄求、不扰民；《海外谣》以“嗟尔海南民，遭此赃吏厄”直斥地方贪官之害，又以“疲民正憔悴，使者宜悯恻”呼吁朝廷体恤民困，将海南百姓的苦难与吏治昏暗直接关联；《琼州安置谢表》中“干戈载戢，故得百姓之欢心；温凊不违，以尽一人之荣养”，则重申禁兵养民之策，认为只有百姓安居，官员方能尽职。这些诗文与《读易详说》相互印证，共同构成李光廉勤思想的完整表达。

　　总而言之，李光的廉政勤政思想以民为本，贯穿于德性教化、政治操守、务实治理与制度保障之中，既有思想源流，又有实践纵深，构成了完整而辩证的政治理念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借由《周易》义理来阐发廉勤观念，将民生关怀提升到“法天治民”的高度——天道在于生养万物，为政者法天而行，便当以养民为务。由此，廉勤不再只是官员个体的操守要求，而是关乎治道根本的易学命题。

　　李光一生行事，皆为民而起，亦因民而得罪于人。晚年诗云“雕鹗清秋急，豺狼当路空”，足见其铲除奸佞、还政清明的志向。其《读易详说》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贯注一生阅历，尤其是谪居海南十余年之所见，更坚定了“使君为尧舜之君，使民为尧舜之民”的廉政勤政理想。民生民本，既是李光廉政思想的根基，也是其易学得以阐发、独成一宗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