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直到1978年底，我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为什么说“好几顶”呢？头上戴着几顶帽子自己都不知道吗？难道我是傻瓜或脑袋麻木？当然不是。但那时我确实不清楚。现在我们就来算一算：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实”的意思是有正式文件收进个人档案的。可是什么叫做“正式文件”，直到今天我仍不清楚。 

　　当我在电脑上输入这些字句，想表述明白，让现在50岁以下的读者能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无能为力。这要比写小说困难得多。虽然小说有想象的、虚构的成分，但我的写作能力基本还可以胜任，这有我出版的多部小说为证。可是，如果限制我发挥想象力，不加一点虚构地描述那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地反映那一段历史，我必须绞尽脑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可是，我发现，这一来，我就陷入了要步步为营的迷魂阵。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汉语就逐渐被搞乱了，汉语的词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而被另一种“崭新”的意义替换了，更有大量的词语变得粗糙，变得模糊。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拨乱反正”，有很大部分在于词语上的“拨乱反正”。其中很多我们已经“反正”过来了。正因如此，所以现在我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就会让今天的读者难以理解。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词，可是其词义往往不亚于古文和现代语文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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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的序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