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裁缝，手艺好，口碑也好。 　　小时候，我并不懂得裁缝也是一门学问。在最初朦朦胧胧的印象里，父亲只是个爱摆弄布料的人。他那张宽大的裁剪桌上总是堆放着五颜六色的布料，从早到晚，父亲总是将一整块一整块完好的布料翻来掀去，然后划上线条，按着线条裁剪成若干小块，再缝制成品，最后由众多不认识的面孔取走。他经常对工友们唠叨：当裁缝，最要紧的是量身要准，裁剪压线，缝制到边，不能少缝一步线，不能有丝毫马虎。 　　父亲手艺好是镇里出了名的。无论来者是大腹便便，还是干瘦如柴，或是腰弯如弓、肩斜如坡的，只要父亲亲手缝制，衣服穿上肯定得体大方，无可挑剔。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公社的领导、工厂的头头，农场的脑脑，春节到了，添件衣裳，都上门来找父亲缝制。但也有些领导碍于面子，让人事先给父亲打招呼，父亲便按约定的时间登门量身，然后把布料带回缝制。他们说，穿上父亲缝制的衣服，精神帅气，身价倍添。 　　那时，民间流行一种说法：百业不如手工业。言下之意是，裁缝、理发、打金、镶牙，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比工人多，重要的是自由自在，不受上下班时间限制。于是，一次，父亲一边裁衣服，一边对我说：“你长大后，跟我学裁缝吧!”我噘着嘴，默不作声。父亲显然窥透了我的心思：“咳!看样子你还看不起这门手艺喽!”他停住正在裁剪的一条裤子，望着我：“来，你试试。”我正憋着一股气，便不假思索，模仿他平日的样子，将那条塑料尺挂在脖颈上，用力抓起那把沉重的大剪刀，沿着那块布料上早已划好的白线使劲推，没想到布料没剪开反而卡在刀口上。情急之中，我连忙将剪刀退出，用手抚平那处打皱的布面，再重新来。这次，剪刀虽然切入了布料，但那剪刀突然犹如一匹脱僵的野马，把持不住，根本不与划线沾边。“停”父亲在一旁眯着眼哈哈大笑：“再剪，这布料要作废了，让我来。”他接过剪刀，嚓、嚓、嚓，不一会，方圆不一，大小不同的布块便展现在我的面前。父亲随手拾起尺子除去桌面上的布屑告诉我：“裁剪，心要静，眼要尖，力要匀，分心就会偏线。”之后，父亲利索地卷起那些布块来到一辆乌黑铮亮的华南牌缝衣车上，哒、哒、哒地缝制起来，一边说：“其实做什么事都要注意掌握规律，看似容易上手难，就是因为没找到规律。”我呆呆地站着，两颊如烙铁一样发烧。那一刻，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我的裁缝父亲。 　　父亲从不失信,有时，缝制衣服的人过多，衣服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他便向客人道个歉，然后挑灯夜战，第二天一大早给客人送去。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年腊月，镇上一户人家娶儿媳，请父亲为男女双方缝制结婚礼服。刚量完身，父亲突然感觉全身发软，高烧，头痛，走路摇摇晃晃。母亲心疼父亲，劝他歇息几天，父亲摇摇头：“结婚是一世的大事，人家择了日子，怎么能耽误!”他找来毛巾，浇上凉水，紧紧裹住头，坚持了整整两天，把礼服做完。婚礼举行那天，新郎的一位远亲，曾在民国时期在上海当过裁缝师的老先生，摸着新郎、新娘的礼服，连声称赞：林师傅手艺非凡，名不虚传。 　　父亲一生行善，又从不张扬。一些黎族同胞衣服划破了，临时赶来要求缝补，父亲急人之所急，二话不说接下就补，还不收他们一分钱。父亲说：“都一样穷，哪来钱，咱出点力帮帮人不算啥。”有些乡村农民、贫困学生衣服弄破了，直接穿来缝补，父亲不嫌其衣服汗臭，临时找来自己穿的衣服，让其把破衣服换下缝补，从不拒绝。平时，有些顾客买来的布料不够，如缺口袋、缺裤头、缺裤脚等里布，父亲便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三、五角钱，让我到马路对面的商店购买，过后也不向顾客收取一厘一毫。逢年过节，父亲总是天天开夜车，为亲朋好友赶制一撂撂的过年衣服。事后，他们往往也会送些鸡、鸭、鹅、饼干、糖果之类的礼物，但父亲总是摇手谢绝，死活也不肯收。他常对我说：“做工，要对得起客人；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宁可负己，不可负人。”他的话，没有“子日诗云”典雅，于我而言，却远比教科书上那些华章丽句刻骨铭心。 　　父亲二十五年前已经退休，但伴随着他一辈子的那把尺子、剪刀和那台老式华南牌缝衣车，一刻也不离地放在他的床头。他总是迈着蹒跚的步履，隔三岔五地拿出那把尺子、剪刀来看看、摸摸，给那台缝衣车加加油。似乎这样做才心安神定。他一再叮嘱我，既使他百年之后，那把尺子、剪刀、缝衣车都不能丢，留着它们，可以壮胆兴业。 　　我想，何止是壮胆兴业?也许父亲是告诫我：经常拿那把尺子量量自己，学会做人；经常拿那把剪刀修修发际，学会修性；经常转动那台缝衣车，增强做事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