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是前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最近七八年，除了2003年至2004年到香港凤凰卫视工作那一段，我几乎每个月都有机会和杜老聚餐。有几年春节，也去杜老家拜年，和杜老很熟悉了。改革开放初期，杜老主持了农村问题五个1号文件的起草，名声大振，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负盛名的农业经济和农村政策专家。这五个1号文件，都是在位于中南海西北边的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起草完成的。    

　　杜老的智慧，在1980年的高层争论中初试锋芒。这一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着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结果围绕包产到户发生了激烈争执。只有任仲夷、周惠、池必卿等少数地方领导人支持包产到户。    

　　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老受命在会上就包产到户作了报告。杜老机智地选择了一个双方都能认同的结合点来谈。这就是，包产到户对急需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地区能够发挥作用。这就缓解了对立情绪，因为解决极端贫困问题是困扰各地领导人最头疼的事。    

　　杜老后来对我提到这个会议的时候告诉我，他在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实际调查材料，说服了大部分与会者。在会议进行中，杜老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巧妙地斟酌文件措词，最终通过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走了一步。这个改革离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1980年是个中等年成，年终统计产量，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不增不减，包产到组的增产10%-20%，包产到户的增产30%-40%。1980年春夏之交，万里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业工作。这一年下半年，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陈永贵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胡耀邦和万里等人大力支持下，1981年春末，杜老组织17个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    

　　在广泛调研和深入讨论的基础上，杜老开始带领农研室干部起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这一天发布的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后来也称为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比1980年75号文件又大大前进一步，从而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长达30多年的激烈争论。包产到户从此成为中央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