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重庆市政协委员吴任军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加强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提出“公务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是影响政府行政效能和导致公务员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沙坪坝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任宁的认同。（1月7日《重庆晨报》）

　　吴任军委员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如果这一结论最终被有关方面接受，那必然会对中国的反腐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我想，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纪委、反贪局之类的机构，可以改建成心理医院了，而关押贪官的监狱，也应该改建成心理疗养院。贪官们既然不过是一些“病人”，那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的同情、关怀、照顾，而决不是什么监督、制衡、“双规”。

　　不过，吴任军委员的研究成果却经不起推敲。因为近30年来，社会生活节奏逐渐加快，更兼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数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所以社会上“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的群体并不仅限于公务员，比如教师群体就算一个，医生群体也算一个，都市公司白领群体的“抑郁症”、“强迫症”问题更可以说是闻名遐迩，这两年连风华正茂的大学生群体也成了心理疾病高危人群，但为什么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导致“职务犯罪”，而公务员何其不幸，却出现了大量的“职务犯罪”呢？

　　由此可见，把“职务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心理问题，从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发疯、自杀，但却并不必然导致腐败。

　　在笔者看来，吴任军委员是犯了倒因为果的错误。不错，公务员群体中罹患心理疾病的比例的确比较高，但这与其说是“职务犯罪”问题的原因，毋宁说是“职务犯罪”的结果：一个人做了违反法律的事，即便是落入法网的可能性不算太大，但忐忑不安，甚至一夕数惊都是免不了的，久而久之，岂不会形成“心理多戒备”的“病态心理”？当然，不可否认很多公务员是清白的，但由于大量腐败导致社会公众对整个公务员群体的评价降低，他们也同时承受了压力———这一切才是公务员“心理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通过解决公务员“职务犯罪”问题来解决公务员的“心理问题”，而决不应该像吴任军委员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解决“心理问题”来解决“职务犯罪”问题———这样做，只能是缘木求鱼，不仅“职务犯罪”问题解决不了，恐怕公务员的“心理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