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件国宝，106个故事，每件文物背后都有不同寻常的经历，注定了它们身份的显赫与价值的不凡。让我们穿越时空的记忆，跟随国宝一起回到那年那月……

　　今天，我们从106件国宝中，认真遴选6件文物详尽介绍，让读者提前一睹国家宝藏（海南）展的精彩瞬间。

　　中国国家博物馆德永华副研究员说，106件文物，每一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都能引起我们对伟大先民创造出的灿烂文化而由衷地慨叹和敬佩，受限于报纸版面，只能选择6件，对于剩下的100件国宝，实在是难以割舍……

　　这6件文物仅仅是国家宝藏（海南）展中的惊鸿一瞥，其余的100件国宝照样件件精彩，让我们静待4月1日国家宝藏（海南）展的盛装开幕！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 晶

　　最古老的巡琼之宝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国宝档案：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国宝故事：细细看来，陶盆表面有许多裂纹，盆底还有后期文物修复过程中补缺的痕迹，即便是点点残缺，依然无法掩饰其重大的历史价值。

　　人面鱼纹陶盆是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器物，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文化，因第一个发掘地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仰韶村遗址而得名，仰韶文化遗址至今已发现上千处，分布在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以陕西省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

　　仰韶文化流行一种瓮棺葬的习俗，把夭折的儿童置于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埋在房屋附近，这件人面鱼纹陶盆便是儿童瓮棺的棺盖。

　　在这件陶盆的内壁上画有人面，人面两侧各有一条小鱼附于人的耳部。有的学者根据《山海经》中某些地方曾有巫师“珥两蛇”的说法以为人面鱼纹表现的是巫师珥两鱼，寓意为巫师请鱼附体，进入冥界为夭折的儿童招魂。

　　专家点评：瓮棺葬是将尸体或骨灰殓入瓮具中而后埋入地下的一种葬法，新石器时代就已盛行，这种葬俗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汉代甚至更晚。

　　这种葬俗在海南也不少见，比如陵水、东方等地就发现了多处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瓮棺墓（群）。海南岛气候高温潮湿，木棺很容易腐朽，采用较为坚硬的陶瓮作棺具就比较容易长期保存。结合海南考古资料，发现海南岛出土的瓮棺多是单一的夹砂低温陶，其烧制火候温度是不可能生产出如此大型印纹硬陶瓮的，这种葬俗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色彩。

　　人面鱼纹陶盆是本次展览中年代最久远的一件文物，也是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重点提及的文物。人类文明最早的启蒙，便是学会使用石与火，与生俱来的美感和智慧被倾注于泥土之中，经过火的焙烧便产生了陶，那灵动的线条和鲜艳的色彩充满了生命力，既为图腾崇拜、敬神祈福，又是生存的写照、情感的表达。

　　商周断代物证

　　利簋（guǐ）

　　国宝档案：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

　　国宝故事：在国家宝藏（海南）展上，这件文物并不起眼，首先它没有巨大的器形规模，其次它也没有闪亮的光泽，但锈迹斑斑掩盖不了它显赫的身世。

　　该器最有价值的是腹内底部铸的铭文，4行32字铭文，记周武王征商，在甲子日早上击败商王军队的史实，还讲述武王灭商7天后，在陕西阑师赏赐有功人员，“利”得到了周武王赏赐的金(商周时指铜为金)，为纪念这一荣耀，就铸造了这件簋和铭文。由于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又因为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簋是古代盛装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相当于现在的饭盆。在祭祀或宴享时，它又是一种重要礼器，和鼎配套使用。按周代礼制中用鼎制度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九鼎八簋”组合的最高礼仪。

　　专家点评：牧野之战，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长时间以来，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凭借的都是文献资料，而没有直接的实物见证。

　　利簋是目前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的出土，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铭文开头即讲“王武征商，惟甲子朝，”这与文献中周武王在甲子日早上出兵伐纣的记载完全一致，其重要价值在于为史学家提供了商周断代的物证。

　　身世显赫

　　虢（guó）季子白盘

　　国宝档案：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口宽86.5厘米，重215.3千克。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

　　国宝故事：每件国宝都有自己的故事，虢季子白盘也不例外，它出土于陕西宝鸡，后辗转流至江苏常州。

　　此盘曾被人用以喂马，1864年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进驻太平天国护王府，在马厩中发现此盘。其后，刘氏返居故乡合肥，建“盘亭”而藏之。民国之后，争夺此盘风波迭起，北洋军阀、日本人都欲借势抢夺。刘氏后人为保此盘历尽磨难，最后掘地一丈，深藏不露。1950年，刘铭传四世孙刘肃将此盘重新掘出，献给国家。

　　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8行111字铭文，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文辞精炼，朗朗上口，不仅有史料价值，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铭文字形较大，结构严谨，书法用笔谨严，圆转周到，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

　　专家点评：虢季子白在对猃狁（xiǎnyǔn）的一次战争中斩敌首五百、俘敌五十人，周王以车马、弓矢和斧钺赏虢季子白，虢季子白受到周王的赏赐深感荣幸，于是命人铸造此盘，作为纪念。

　　古人铸造青铜器一般有三种用途，一是专用祭祀，二是缅怀先祖，三是显示身份。显然，虢季子白盘为虢季子白显示身份荣耀所铸造。

　　盘为古代的盥器。商周时期，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即以盉或匜（yí）浇水洗手，用盘承之。战国以后，沃盥之礼逐渐废止，盘也更多的被洗取代。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与散氏盘、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堪称周代青铜器中的巨宝。

　　祭祀和战争铸就了商周青铜艺术的辉煌，千古铭文的传颂又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似与海南有亲缘

　　祭盟场面铜贮贝器

　　国宝档案：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高53厘米器盖直径32厘米。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国宝故事：这件小小的贮贝器上，却雕铸了127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在1间干栏式房屋下又环绕了16面铜鼓，战争、纳贡、杀人祭铜柱、杀人祭铜鼓、纺织、狩猎、驯马等滇人社会生活场景全部展现，是滇文化研究的珍贵史料。

　　悉心观察，人们可以看到参与祭祀的人中，有持刀的屠夫，有喂猪、喂孔雀的妇女，有打击铜鼓和錞于的乐人，生动形象地记录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仿佛是一幅立体的西南古老民族的风俗图卷。

　　在滇文化的众多精美文物中，贮贝器是一种最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容器。贮贝器就是存钱罐，有桶形和鼓形两种形式，常出现在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中，出土时，里面往往装着成千上万的环纹海贝(当时滇国通行的货币)。因此贮贝器和其中的海贝是滇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专家点评：这是目前已知出土的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这件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的贮贝器，似乎与海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贮贝器上部的干栏式建筑在海南岛随处可见。不仅如此，贮贝器上描绘的祭盟场面，与中原地区的风格迥异，人们过着原始的“以物易物”生活，把“海贝”当作财富的象征。

　　青铜器铸造工艺高超并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庞大的祭盟场面又映衬出封建王权的强盛。

　　舵船始祖

　　陶船模型

　　国宝档案：东汉（公元25～220年）。全长54厘米，通高15厘米，1955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国宝故事：船作为人们穿越水域的交通工具，很早便伴随着文明的诞生而出现。广东、福建省等沿海地区先民更是驾船高手，航海文化十分发达。

　　不要小看这件小小的模型，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船锚栓系在船头，船头两边分别插有三根桨架。船两旁为撑篙的走道。船分前、中、后三舱，均有蓬盖。前舱适合用做货舱。中舱比前舱稍高，屋呈方形，两侧各开一门以供人出入。后舱为舵楼，最高，便于舵手鸟瞰前方，操掌航向。后舱右侧附有一间小房，推测是船上的“洗手间”。船舱里还设置横木“梁担”，可使船身骨干坚实，吃水深，负重大，行驶平稳。

　　船上塑有6个处于工作状态的船工，按人物身高比例推算，船实长应为15～20米，高度应为4～5米，载重量达5吨，是一艘设备完善、航行于内河兼近海的客货两用船，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远航能力，也许古人就是借助这样的船把全国各地的货物运到隔海相望的海南。

　　专家点评：先人在两千年前所使用的船，与现代船的样子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如果把这件陶船模型当作“舵船始祖”一点都不过分，这艘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的陶船模型，是现存世界上最早使用舵的舟船模型。“舵”的发明是我国古代人民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西方迟至1242年才出现舵。

　　陶船模型呈长条形，头尾狭小，中间宽敞，底部较平。舵的形状下宽上窄，下部向后斜伸入水，舵下端与船底齐平，水浅时无需提舵。船的整体结构复杂。

　　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在于既做出了锚的模型，又做出了舵的模型，不仅如此，敲击这件文物，已经能够发出清脆的响声，由此证明东汉时期的陶已经相当坚硬，接近后代的瓷，也就是说烧制的温度已经接近1300度，这在当时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进步。

　　碎后重生

　　四羊方尊

　　国宝档案：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通高58.6厘米。1938年湖南宁乡月山铺（今黄材镇龙泉村）出土。

　　国宝故事：如今人们看到的四羊方尊在灯光下泛着青铜器特有的光泽，孰不知四羊方尊还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碎后重生经历。

　　四羊方尊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让它重现人间的，是湖南宁乡县黄材镇龙泉村一位普通的农民———姜景舒。

　　1938年，姜景舒和两兄弟挖土种红薯，锄头碰到一块硬物，他们想清除这块硬物，猛一锄头下去，“哐”的一声，从土里溅出一堆锈铜片，这便是今天看到的四羊方尊。

　　也正是这一锄头，让四羊方尊碎得一塌糊涂。那时的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何价值，但方尊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便卖给了当地的古董商张万利，很快转手到了长沙，但随即被当时的政府没收，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

　　命运多舛的四羊方尊，又饱受了日军的空袭，被炸成20多块。直到1952年，湖南省文物专家才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了四羊方尊的碎片，后经专家修复得以重现人间。

　　专家点评：透过四羊方尊，我们可以大胆揣摩3000多年前湖南地区的样子，青铜器上的蕉叶纹可能反映当地种植大量的芭蕉，那时的气候或许比现在更潮湿；那传神的羊头，也许告诉我们当时湖南地区有着养羊的习俗……

　　尊是古代盛酒器，也是祭祀用礼器。四羊方尊的精美，让我们不得不折服于先人将熟练的技艺与丰富想象的完美结合，即便是掌握现代技术的今人也无法企及当时的工艺。羊自古以来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吉羊”也被古人与“吉祥”通用。

　　四羊方尊出土的离奇经历，为这件“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凭添了一份神秘色彩，也被公认为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我国现存商周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

　　本版图片由国家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