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出台的新医改方案重新确立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新方案实施后，百姓看病自付比例会降低，药价会大幅下降。应该说，这几个框架式的原则得以确立之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医改方案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片亮色。从新医改方案公布之后，公众与媒体对此表达的谨慎叫好来看，新医改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成功的。

　　但无论是把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还是确立医疗改革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地位，抑或是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设想，这些原则涉及的只是新医改方案之中最粗略的也是位于最上端的内容，犹如一个大厦搭起了钢筋水泥的结构，但最终新医改的大厦能否起到为绝大多数的公众遮风挡雨的关键性庇护作用，依然取决于细节性的老生常谈式的问题，譬如如何让医药真正分开。

　　说到医药分开的问题，就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各地也纷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尝试，譬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以“药房托管”的方式促使医药分开。但在行内人士的眼中，这种所谓的尝试其实不过是“另种形式的以药养医”。再如，当下许多地方流行的收支两条线，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困惑。倘若医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藕断丝连，那么就算是收支两条线得以贯彻，依然会有出于利益动机之下的大药方存在，收支两条线同样斩不断医药纠缠在一起的乱麻，更不用说药事费的增加还会增添公众看病的额外负担了。

　　应该说，公众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对此，一些专家提出了以医生的收入应与工作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挂钩，而非与医生的营业额挂钩，来真正解决大处方、大检查的问题。这个方法也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国家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国家必须加大购买医疗服务的力度。

　　换言之，要彻底取消以药养医这一根深蒂固的机制，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养医机制。显然，这个机制应该是建立在以国家购买医疗服务，全面提高医疗工作人员的收入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方面的高额投入，而奢望医疗工作人员能在所谓医德的约束之下自觉抵制以药养医的巨大诱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医疗工作者，但这样的医疗工作者实在太少，与视拿红包为惯例的医疗工作者人数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不论新医改方案为我们描述了三年之内的短期目标，还是为我们勾勒了怎样一幅美好的远景图像，但那毕竟是基于理想状态之下的合理想象。要想真正达到这一美好的目标，有关部门还必须制定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既能坚决切断医药不分的利益纠葛，同时再以国家加大对医疗方面的投入，让绝大多数医疗工作者通过辛勤工作确实拿到体面的收入，也只有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方能真正让医药彻底分开，从而最终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根源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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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