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形象欠佳的中国作家再度遭遇“炮轰”。这一回，是南京《钟山》杂志社联合南大、南师大等高校六位教授，对当代文坛6位重要作家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张炜、张承志，一一捉对，同时“开炮”，推出6篇“作家创作局限论”并结集《当代文学六国论》出版。据主事者、《钟山》执行主编贾梦玮表白，面对这些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们没有一味叫好，也没有兜圈子，而是批评矛头直指这些作家的创作局限，“方式有点儿犯嫌，用心却是良苦”。（据《新华日报》）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5月19日报道，说来有趣，中国的作家总是遭到“炮轰”，以至于看过去，他们似乎不再是一个个勤勉的写作者，也不是一颗颗记录时代的“民族良心”，而更像是一座座顽固的堡垒、一滩滩绝望的死水，总是需要批评者猛烈“炮轰”。

　　且看六教授抛出的炮弹。指贾平凹“试图容纳一些现代意识和审美观念，又无法挣脱沉重的乡土羁绊”；莫言的“笔下，男男女女好像都无法抑制性冲动，都满口污言秽语，表现为一种极为低级趣味的迎合”；王安忆的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历史遗忘”，很多重大社会运动或历史事件，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得相当肤浅和表面；余华的写作充满了重复，笔下人物显得夸张而扁平；张炜的精神缺陷是整个一代人的精神缺陷；张承志进行现实批判时，往往手持单一的宗教武器，缺乏现代人文精神应有的宽容和多元。

　　以上述六教授对六作家的“炮轰”而言，那些意思早有评论家指出过，未见新鲜，算不得什么振聋发聩。

　　批评的姿态既已讨嫌，兼之又“卑之无甚高论”，六教授“炮轰”泛不起多少涟漪，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即便是喜欢看热闹的网民，也对动辄“炮轰”的行为艺术产生了审美疲劳，不愿意跟着冲动了。实际上，这不过是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处境尴尬的又一次体现罢了。要么是红包式的好好批评、推销式的广告批评，要么是求全责备的酷评、逞才使气的炮轰。文学批评独立品格的模糊乃至消失，使得每一次类似的批评实践都有些形迹可疑。如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为什么批评”的关心，远远要多于对“批评了什么”的追问。 

　　刚刚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2008－2009》显示，文学评论严重缺席。该报告主编、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文学批评急需改进和调整。有的批评家思想与情绪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一旦面对超出已有经验的新的文学现象，他们要么文不对题，要么失语、缺席，显得力不从心和束手无策。报告对于文学批评缺席的意见，不过是对某种现实的追认而已。“缩小了的文学批评面对着一个放大了的文坛”，自然怪相出够。

　　实际上，文学批评的尴尬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学术现象，更应该是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我们无法苛责时代，我们只能立足文学批评本身。在市场化时代，在一切屈从于权力的社会氛围中，坚持文学批评的学术操守、学术理性，注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惟其艰难，方显坚持的价值；惟其艰难，更期待批评家踏实的努力。读者需要有见地的预测、评说、解读，作品也需要专业的引领乃至针砭，批评家就是“作品和读者间的一座好桥梁，一个负责的介绍人”（萧乾语）。一个“好”、一个“负责”，仅凭一通“炮轰”是万难担当的。          （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