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中国地震文学,我们已习惯于将钱钢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以至于现在评估四川汶川地震文学的价值,也总是要把它推出以作参照,所给出的基本判断是目前尚无超越《唐山大地震》的作品。对这样的结论当然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但我感兴趣的并不在此。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出版于1986年,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十年。这样的状况个中自有值得思味之处。汶川地震中,作家,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差不多是在第一时间进入现场采写,这种集体出场本身所体现出的职业精神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同时,在前所未有的全媒体开放的报道竞势中,《生命第一》(何建明)、《晋人援蜀记》(赵瑜等)、《震中在人心》(李鸣生)、《震不垮的川娃子》(孙晶岩)、《天堂上的云朵》(朱玉)等大量地震纪实作品的出版发表,一时生成了地震报告文学写作现象。这种规模化的写作集结,可以说在报告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记录。这就是我认知的汶川地震文学不同于唐山地震文学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意义。 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则在地震文学中又是别有独特意义的作品。作为《解放军报》记者出身的作者,当然有着战士突入前沿的意识,但《文学报》主编的岗位使他不能随心而为。在陈歆耕这里对于汶川地震记写的缺席,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对于职业精神的放弃。这是他所不愿意的。正是这种内化了的职业精神使得陈歆耕欲罢而不能,并且时时激活着他的写作姿态,一旦有了一种富有意义的可能,作者便会行进在写作的路上。《废墟上的觉醒》在地震文学中的独特,可以显见的是叙写的对象和采写的方式。虽然作者自身无法抵达原初的现场,但借助于志愿者自叙所思所见所感所忆的电子文本,可以超越直接采访而存在的时空限制,获得足以支撑写作展开的关于对象的具体而有信度的质料,使《废墟上的觉醒》更多地达成了作为非虚构作品应有的实录品格。 《废墟上的觉醒》在我看来,其更为重要的独特是内含于地震志愿者书写之中的主旨表达。我们现在生活的常态中,物质中心主义销蚀着人性的种种美好,心灵的物化令有识者担忧。地震作为一种非常之态对人类的精神存在作了一次当量极大的破坏性测试。陈歆耕正是从这一维度观察并思考汶川地震中的人。但他并不是一般地从人性的角度来考量透视,而是通过对成人,作为公民他们在地震中的行为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的摄照、分析,告诉读者人性存在的基本面。应该说作为公民的样本,志愿者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百数十万的抗震志愿者,正如作者所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灾区完全是个人自觉、自愿,且后果自负的行动”,而惟其此,初始非组织行为的个体志愿者,在最大程度上,最为本质、最为真实地反映了地震非常时期人性以及人的精神取向。在陈歆耕看来,志愿者“他们的行动所表现出的大爱之心,同情和悲悯意识,是市场经济条件和环境下人性善美的重要觉醒和复苏。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的精神文化价值,超越了他们在抗灾中发挥的效能。这是地震馈赠给中华民族的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如此,作者还由此独到地发现:“在这场灾难中,大批志愿者的涌现,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得到强化的重要表现。”而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这构成了国民的基本道德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发现和认知,使《废墟上的觉醒》的立意不惟富有新意,而且达至人所未及的深度。 当然作为一部非虚构的叙事作品,其主题价值主要不是通过作者基于理性思辨而得的精要表述实现的,而是由其中人物的全部表现给呈示的。近30万字的作品分为四章,第二章“心灵的‘震波’”和第三章“汗水·泪水·血水”构成全书的主要内容。穿插作品其间,构成作品基本段落的是林林总总朴实而感人的志愿者故事,其中有为富而大仁的民营企业家,有秉持“唐山精神”的唐山下岗女工,有“老兵”,有写了“遗嘱”的女作家,有“因为我是党员”的志愿者等等,几十个面目不同,方式不同,故事不同的人物,却有着共同的名字,怀有人类的大爱和公民的职志。读着他们的故事,为他们感动、感染、感奋,人性或公民道德会得到洗礼、升华,情不自禁处,潸然泪下,升腾起一种崇高的力量。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普通并且自己也有困难或创伤却拥有高尚灵魂的人,如“‘死亡赔偿金’与一座图书馆”一节所写的刘桂芳。刘桂芳不是把志愿者工作作为临时性的对受灾者的援助,而是把它“当做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和生命的全部寄托”。她先把8万元钱分发给最需要帮助的灾民,然后又从银行取出30万元为灾区孩子建图书馆。这是一笔特殊的钱,是刘桂芳男友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38岁的刘桂芳与爱相守,而当灾区孩子需要时她能慨然捐出,这是怎样的一种大爱?在刘桂芳身上荟萃着人性的至美和公民的大德。《废墟上的觉醒》正是以这样的叙写,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态中志愿者的特殊意义。在我看来,这或许不是觉醒,而应该是一种证明,人性本有的美好在非常时期得以烛照。这便是我们国家民族伟力之所在,希望之所在。 (作者丁晓原,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