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聚在北京的芒克、北岛、黄锐三人商量创办一个刊物，芒克以“今天”来命名即将降生的杂志。1978年12月23日，酝酿筹办许久的民间诗刊《今天》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民间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今天》是新诗潮诗歌的主要阵地，它的出现，标志着作为一种新的审美取向的朦胧诗正式出场。《今天》从创办到停刊前后历时两年，到1980年12月底止，共出刊物9期，全部为油印文字。在刊物上发表诗作的诗人包括食指、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白魔（多多）、杨炼、江河、白夜、小青、方含等。

　　朦胧诗浮出水面

　　1979年3月，《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歌《回答》，这是第一首公开出现在国办刊物上的“今天派”诗人的作品。同年4月，舒婷原载于《今天》的诗作《致橡树》也在《诗刊》刊出。10月，《星星》诗刊在成都复刊，复刊号以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顾城的《抒情诗19首》，同时发表了老诗人公刘的论文《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这可以看作公开发表的评论朦胧诗的第一篇诗学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公刘先生以他的热情和敏感，极力举荐了顾城的诗歌，同时也强调青年诗人的创作并不完善，需要“加以引导”。

　　1980年，新诗潮全面崛起。《诗刊》、《星星》、《安徽文学》、《福建文学》、《萌芽》、《上海文学》等，大面积刊载朦胧诗人的诗歌作品。其中包括顾城的《一代人》、舒婷的《这也是一切》、《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江河《纪念碑》、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王小妮《我感到了阳光》等。该年7月份，《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人改稿会（即首届“青春诗会”）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部分“朦胧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应邀参加。这标志着“朦胧诗”不仅被人们进一步地接受，而且已开始作为诗坛的新生力量被诗歌界隆重“推出”。10月，《诗刊》集中发表了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推出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的诗作。朦胧诗人在《诗刊》的集体亮相，意味着新诗潮在中国诗坛的全面崛起，并逐步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诗学领地。

　　朦胧诗的

　　合法性在论争中确立

　　1980年的《福建文学》从第二期始，开辟了“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专栏，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的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上，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会议争论的主要焦点。谢冕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肯定新诗潮对诗歌发展的作用，呼吁人们要对之采取“容忍”和“宽宏”的态度。该发言后来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刊登在5月7日《光明日报》上。紧接着，在8月号《诗刊》上，发表了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参加“朦胧诗”论争的诗人、理论家包括艾青、臧克家、黄药眠、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等。从正面来肯定并支持朦胧诗创作的论文以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于《诗刊》1981年3月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载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为代表，三篇论文并称为“三个崛起”，它们的先后发表，使朦胧诗由最初饱受质疑到最后为人认可，其审美合法性最终被确立起来。

　　1983年，中国作协第一届新诗（诗集）奖，朦胧诗赢得尊重。

　　在1983年3月举办的第一届(1979-1982)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评选中，舒婷的《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和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均获得二等奖，这标志着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论争之后，朦胧诗的美学价值获得公认，朦胧诗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朦胧诗淡出视野

　　1984年之后，“Pass北岛”与第三代诗歌运动。

　　据西川《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一文介绍，“Pass北岛”一词出自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之口。文中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文学聚会上，这个年轻人指着北岛的鼻子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打到你，Pass你！”自此，“Pass北岛”的声音迅速传开，成为新一代诗人超越前人的共同表达。在“Pass北岛”的呼声之下，第三代诗歌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大胆与“朦胧诗”唱反调，主张“反意象”“反崇高”甚至“反文化”，各种诗歌流派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林立，其中尤以“非非”、“他们”、“莽汉”、“撒娇”等流派最为引人注目。

　　1988年8月由徐敬亚、孟浪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起印两万本，当年全部售出。这本被俗称为“红皮书”的诗歌集被视为对第三代诗歌的一次总结。有趣的是，该书收入的第一个流派是“朦胧诗派”，收入了北岛、江河、芒克、多多、舒婷、杨炼、顾城、王小妮、徐敬亚等10多位朦胧诗人的25首诗。此时的朦胧诗人们大多都远离了诗歌现场，因此，这次在“诗群大观”中的露面，可以看作他们最后的谢幕演出。

　　南方崛起诗歌海军

　　2004-2005年，多多、徐敬亚、王小妮先后进驻海南，朦胧诗精神在宝岛流传。

　　2004年3月，旅居荷兰达15年之久的朦胧诗人多多，被海南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2005年初，徐敬亚、王小妮夫妇俩双双与海南大学文学院诗学中心签约，成为该中心新聘任的两位教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朦胧诗的三位主将先后入驻海南，意味着中国诗歌重心向南方的位移，也标志着朦胧诗精神在宝岛的接续和传播，这为海南建设“诗歌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2005年，李少君提出“草根性诗学”，基于对朦胧诗传统的深度总结与理性反思。

　　在2004年2月12日发表于“天涯”网站的《寻找当代汉语诗歌新的生长点》与发表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上的《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二文中，李少君都提到了中国新诗的“草根性”问题。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诗学”观念，可以称得上是新世纪以来总结与反思朦胧诗传统，寻找新诗新的生长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篇极富创见的理论文章。

　　2007年，梁小斌的“忏悔”与朦胧诗人的自我反省。

　　2007年2月8日的《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在文章中，梁小斌理性地指出，朦胧诗人们所承担的反叛社会，追求理想，献身某种事业的激情，在1979年那个拨乱反正大快人心的日子里，因为那么合情合理而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由此，朦胧诗人迅速获得了全民的认同。朦胧诗并没有完全遵守巴金倡导的“说真话”原则。梁小斌的“忏悔”出现在朦胧诗合法性确立20多年之后，许多诗人已经基本形成了历史的“定论”，而梁作为朦胧诗人之一，他的自我反省精神是相当可贵的，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估价朦胧诗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湛江师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