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3年深秋一个周末的下午。放学路过墨江县城新华书店的我，在书架上看到了秦牧的《艺海拾贝》。书中用培养各种各样的菊花与金鱼来讲发扬特点以形成风格，用鲜花百态讲艺术形式的多样化，用蒙古马的雕塑讲大胆创新……既新颖又形象，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在这之前，我还没看过这种寓理于事、形象生动的文艺理论书。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书店里的光线黯淡下来了，我还站在书架旁津津有味地看着。

　　年轻的女售货员走过来：“喜欢吗？买吧！”

　　我知道，售货员话中有提醒书店将要关门的意思。我翻到书后看了定价，0.78元，但伸进衣袋的手又很快地掏了出来。“好……过几天、过几天……”我语无伦次地说着，放下《艺海拾贝》，走出书店。

　　我没有这么多的钱。那时，我在父亲工作的云南墨江县城上学。我不愿向父亲多要钱，生活的重担使他沉默寡语，鬓角过早地染上了秋霜。他用辛劳，为我创造了能够维持学习的基本条件，在当时那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许多同学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怎能再增加他的负担呢！

　　那天晚上，我老想着《艺海拾贝》，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我记起前几天经过县人委会（即后来的县政府）食堂时，那里在收购干柴。

　　第二天一早，我告诉父亲学校要加课，便从床底下找出一把砍刀，出了县城。我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走了十来公里，到了一座名叫金厂梁子的大山上，用了两个多小时，砍了一担干柴。本来，我衣袋里的2角4分钱，再加4两粮票，可以在县城的小饭馆里吃两碗米线，但我不知道一担柴卖了够不够买《艺海拾贝》，只花1角2分钱吃了一碗，剩下的一半钱准备添补买书。走这么远的山路，挑这么重的担子，一碗米线顶不了多少事，肚子里咕噜噜叫起来了。

　　下午3点多钟，我把干柴挑到县人委会食堂后，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食堂的会计过完秤，递给我8角钱。我一下子来劲了，三步并俩到了新华书店。可是，书架上没了这本书，一问售货员，被县文化馆买走了。我问书库里还有没有，回答全县只进了这一本。我回家吃了饭，想到文化馆去借，没想到书刚登记上架，就被人借走了，后来去了几次也都没借到。

　　没了这本书，我像丢了魂似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见桌上摆着一本《艺海拾贝》。下班回来的父亲告诉我：“县文化馆经费困难，连工资也发不了，上面通知可以折价处理一些图书，我就给你买回来了，4角钱。”

　　那天晚上，我一口气把这本近15万字的书看完了。此后，我一直把它带在身旁，从学校到插队落户的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从被调去工作的县报道组到部队，从云南到北京，许多东西丢了，这本书一直保护得很好。

　　1970年的春天，正在插队落户的我被选为出席思茅地区“学代会”的知青代表，兼写一些代表将在会上发言的材料。我们被安排在地区革委会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分派我写的材料，已经折腾好几次了，一位名叫于升鳌的军代表总是说，你的文字很好，就是思想上不去。怎么才能上去呢？我不知道，问于军代表，他讲了半天，我又听不出个所以然。

　　一天下午，我将材料又改了一遍，交到于军代表住处，回来后乘空闲又拿出《艺海拾贝》看起来。忽然，楼下响起了鼓锣声、鞭炮声，我随手将书放在桌上，下楼想看个究竟。谁知返回后，见于军代表坐在桌子旁，铁青着脸。我意识到什么，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此时，我们谁也没说话。过了一阵子，还是于军代表先开口：“报上已经批判秦牧了，批判《艺海拾贝》了，你是写‘学代会’材料的，还是‘学代会’代表，怎么能把这样的书拿到会上来看呢？”

　　“我……我在农村，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不知道。”

　　……

　　待我回过神来后，发现桌上没了《艺海拾贝》，拉开桌子抽屉，没有，打开挎包，也没有。于军代表拿走了？这不成了我的罪证了吗？

　　我的后背透出一股凉气，脑子一片空白，额头上沁出了冷汗。

　　我在屋里翻腾起来。拉开枕头，枕头下有一本书：《艺海拾贝》。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了又看，真的，《艺海拾贝》！

　　我的心里涌上一股热流，两行泪水扑簌簌往下流，急忙追下楼去。于军代表走远了。

　　18年后的一天，在北京军区战友报供职的我从本报三版上看到一则讣告，逝世的首长名叫于升鳌，其简历里任过某工区副政委。我找老编辑打听，得知他曾随工区部队执行过援越抗美任务，其间被抽调到思茅地区“支左”。我捧着战友报的双手，颤抖起来了。

　　老政委，我们怎么这样巧，又怎么这样不巧呢！？

　　一次，女儿见我仍像过去老看《艺海拾贝》，就说，这书再版了，装帧很好，我给您买一本吧。

　　我说，不，这本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