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队几乎倾巢出动，去百里之外的红湖“支农”。那时我还是个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帮助知青插秧。这是去红湖之前团部给我们明确的具体任务。

　　这时正是乡村春耕的大好时光。车外是一片翠绿的原野，有清草样清凉的味道，弥漫在裹着黄尘的空气中。

　　经过急行军，我们的车队终于在晌午时分驶入了红湖。

　　红湖是一个围海造成的人工湖，原先看不到边的湖面，不知何年何月被知青用手推车填出了辽阔的稻田。在这里种田的都是六、七十年代初，从祖国四面八方来的知识青年，操着七、八种地方方言，很是动听。湖区很平坦，简易公路绕湖穿行，两边是灰白的桉树，迎风而摆的杨柳，差落有致的茅草房建在湖边，实际上这是以生产建设兵团为建制的知青农场。知青对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早已把宿舍、厨房腾空并打扫干净，好像迎接自己的亲人；孩子们围在战士的四周，指着背上乌黑的冲锋枪，肆无忌惮地叽叽喳喳大惊小怪；农场的领导对当兵的到来有种本能的好奇和兴奋，他们跑来跑去把连队安排妥当，又陪着官兵看完电影《地道战》才离开。矮个子场长站在溶溶的月色里，握着光头连长的手一再叮嘱：你们有什么困难一定给我讲喔，咱们是军民一家嘛。

　　尽管“支农”是临时的，但连队的日常管理还是相当严格。晚点名时，光头连长总忘不了用很凶的口气，对自己的部下反复训示：同志们，红湖是个好地方啊，美女资源也十分丰富，但成份比湖底还复杂，大家要筑起思想防线，坚决抵御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再一次重申：平时外出要两人以上，按时归队，谁要在外面和姑娘拉拉扯扯，打情骂俏，想立功入党门都没有，严重的还要处分呢。这时，队伍里有人打了一个响屁，满脖颈青筋的光头连长似乎觉察出了什么，用很浓的四川口音提高声调说：怎么啦，说得不对吗？大家说，我说得对不对？大家把头伸长一点点，齐声喊道：连长说得对。实际上，连长的训斥没有得到彻底的落实，把士兵的青春冲动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的做法失败了。“支农”完后有几个战士和女知青偷偷恋爱上了。有个战士甚至退伍后没有回老家，而是直奔红湖和自己的心上人结了婚，直到现在还打拼在红湖，成了养鱼专业户，日子过得蛮红火的。

　　看看田洋的辽阔。越辽阔，越觉得劳累。几天以后，士兵的热情大减，插秧的进度一天比一天缓慢。为了便于开展劳动竞赛，场长把我们和女知青安排在同一块稻田里插秧，但女知青插得比我们快，我们总想追上她们。于是大家就热情高涨，手像鸡啄食般不停地往田里插秧，笑声回荡在田野上。此刻阳光灿烂，海风怡人，有一些女知青回过头来看我们。她们都是些清秀、漂亮的姑娘，这一眼，就会使我们有突然而至的温暖以及惊心动魄的感受！我甚至看到排长、班长的头也常常往回拧，手脚也有些忙乱。我身边的三班长勇敢得很离谱，当一个长辫子姑娘挑着开水过来时，他主动迎上去接过水桶并和那女子搭讪。那长辫子姑娘长的眉清目秀，身材如柳，胸脯起伏，嘴边长两个深深的酒窝，时不时抿着嘴笑。三班长说三句她就回一句，或是三班长说两句她只点点头。我暗暗地说了句：这姑娘真漂亮呢。据说，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来农场改造已经五年了，谁都说她表现好，可上头就是因为成分太高把她排斥在团外。光头连长见大家都屏声静气，将目光集中在长辫子姑娘的身上，紧张得以为出现了“糖衣炮弹”，立即丢下手上的秧苗，挺直身子大声说：喂喂，大家累了吧，累了大家就唱唱歌把精神提起来。说完，便自告奋勇指挥大家放开喉咙大声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唱完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歌声此起彼伏，连女知青也不甘落后，跟着士兵一齐唱起来。在震耳欲聋的歌声中，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长辫子姑娘也离开了稻田又回驻地挑水了，苗条的身影渐行渐远的时候，三班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那粗重的气息直扑我的耳际，我吃惊地回头看着他，他却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脸膛黑红得骇人，连右手插下的秧苗也歪歪斜斜，仿佛刚被强海风刮过似的。

　　此后，每当傍晚，三班长都要拉上我逛一趟湖边。奇怪的是，我们几乎每次都不经意地遇到长辫子姑娘;三班长装着不认识把头拧开，我朝她点点头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其实，三班长与长辫子姑娘之间的交往已经升温。有一天晚上，三班长单独外出，回来得很晚，我正好站岗拦住他。我说，你与长辫子姑娘约会了。他点点头。我说，你不怕连队处分吗？三班长说，怕什么，大不了回农场和她一起当农民。我说，传出去对连队影响不好吧。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我的确喜欢她。我说，她喜欢你吗？他又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接着他恳求说，我们是朋友，你要替我保密啊。我无奈地说，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三班长和我的关系非常铁，平时他经常教我打篮球，还送过我十斤粮票五尺布票，我也用自己的津贴给他卖过两包佛山产的盲公饼。因此，三班长喜欢长辫子姑娘我早就看出来了，对他的行动我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坏了他的好事。他也觉得我是一个能让他信得过的人，经常在我夜里站岗时就偷偷外出和长辫子姑娘约会。但好景不长。有一天，三班长终于被光头连长叫去连部训了一顿，长辫子姑娘也被场长叫去“耐心说服教育”，从此以后俩人就不敢见面了。焦急万分的三班长，让我给长辫子姑娘送过两次纸条，她也让我替她给三班长送去了一条花手帕，并捎话说永远爱他，海枯石烂不变心。让我料不到的是：连队离开红湖不到两个月，长辫子姑娘就结婚了，丈夫就是场长的大儿子。三班长知道后，关着门喝了一天的闷酒，半夜时哭着用火点燃了自己的被子，年底就病退回湘西老家了。

　　小陆是我的老乡，也是个孤儿，一身毛，金鱼眼，誓死要当军官，到了红湖后与我们这些老乡合不来，他是天未亮就起床，站在湖边的田埂上发呆，酝酿着他革新的电动插秧机。说白了，这是一种非常简陋而又无法成功的插秧机———即在两轮手推车上装上自动插秧的机器。在此之前，有知青已经研制了两年，始终还是没有解决自动分秧的问题。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研制自动插秧机是他主动向连长和场长提出来的。尽管他熬红了眼睛，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但到连队离开红湖时，他的自动插秧机还是没有做出来。支农结束评功评奖时，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一一被表扬过，唯独光头连长没有点到他的名字。他呜呜地哭了，哭得很伤心，像个孩子似的。无论成功与否，我估计他永远会记得红湖。前年，我回老家探亲遇到他，酒足饭饱后他突然说起了红湖说起了自动插秧机，两眼泪汪汪地感叹：红湖，红湖，我一直都没有忘记啊！

　　在红湖，除了插秧，没别的事可做，时间显得很空余，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些日记、连队纪事之类的小文章，有篇反映军民关系的小通讯，题目叫《情满红湖》，没想到在军区一张小报上发表了。政治处牛主任在巡视连队时看到了这篇习作，他认为好，感叹了一声：是人才，得好好培养啊！过了几天，他派宣传股的胡干事来调查我的情况，但当时的瘦高个指导员舍不得我走，故意把我的表现说得很糟，胡干事回团部汇报后牛主任再也不感兴趣了。我后来想，没调成也好，因为文章写得并不好，只不过迎合了当时的形势罢了，去了的话也会尴尬。

　　完成支农任务，我们背起背包，拿着水桶脸盆，晃晃铛铛地爬上军车。在鞭炮声和知青的欢呼声中，“解放牌”军车在红湖的边缘绝尘行驶，我们望着渐远的一大片蓝色湖面，依然破旧的茅草房齐声高喊：红湖，美丽的红湖！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光头连长、研究自动插秧机的小陆老乡，都没有忘记红湖。直到现在，我们有机会碰到一起，仍然兴趣十足地说起红湖的风光，以及给我们送开水的长辫子姑娘。

　　长辫子姑娘你今在何方，日子过得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