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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百余年，但在今天是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一个数千年文明史的老大中华帝国究竟为什么在同被称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的较量中，败得如此匪夷所思？

　　以往对甲午战争的认知，往往是悲情多于理性。一种通常的说法认为，以慈禧太后、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颟顸无能，尽管有邓世昌这样的爱国志士奋勇杀敌，终因于事无补。但仅仅把方伯谦、叶志超几个贪生怕死的庸官抓出，也许并非能真正改变战局。

　　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也许给我们找出了答案。该书的最大看点就是从鲜为人知的海外的史料发掘事实和线索，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理智、冷静、客观的分析对手的资料，往往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判断。

　　军马未动 谍战先行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对敌人的了解与认识。在《绝版甲午》一书中披露，日本在战争前很长一段时期，就在悄然的为战争做准备了。无论是对北洋水师舰船的航速、火炮的口径、射速，还是对威海、旅顺军港地形地貌的掌握乃至淮军兵力部署，基本都了然于心。

　　更可怕的是，日本这种“谍战”大多数来自日本民间而非官方。日本有数以千计的公民，自费来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他们化装成拖着辫子的中国人，进行艰苦卓绝的实地调查，足迹甚至遍及西藏和新疆。根据他们的情报编纂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居然有2300多页之巨，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献。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军提供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足以令我们自省。

　　而反观清廷，开战前，以北洋舰队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总吨位盲目自大，仍是以“小日本、大中国”的轻佻心态。缺乏像日本人那种脚踏实地的认真研究对手的精神。甚至在开战前夕，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在往国内发报时，也被日本电报局轻易盗取了密电码，导致清廷大量军事情报被日军截获，不仅水师的部署日本方面了如指掌，甚至甲午战争结束后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与清廷来往的密电也全部被日方破译。以至于日本海军与北洋水师在火炮、吨位上尽管势均力敌，但日军总是能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优势兵力击败中国的舰队。盖与此有关。在一场看似势均力敌的战争开始时，日本早已拥有了相当的胜算。

　　抢占舆论制高点

　　同时，无论是在国内的战争动员与民心的凝聚，还是在国际上公关形象的塑造，都做了非常精心细致的安排。用该书作者的话说：“战争从来就不只是枪炮的征战，也是笔杆子的对抗。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武斗’，也是一场‘文攻’。”在战争前夕，日本方面对营造对己方有利的战争舆论宣传方面可谓炉火纯青。可以说，明治政府和清政府对媒体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甲午战争之初，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导致千名清军和欧洲船员死亡，引发英国朝野哗然。日本政府立即实施了一连串紧急公关行动。先将英国官方稳住，避免事态恶化；同时，迅速展开官方调查，对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剪裁，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调查报告；另外，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引导和改变英国舆论。日本的外交文件真实地记录了日本驻欧洲外交官要求追加“特别经费”用于“友好媒体”公关的请示。通过一系列的舆论公关，成功化解了英国的敌意。以至于英国的多名国际法学界泰斗，竟先后在报纸上为日本辩护，认为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方。并继续对中日双方保持中立。

　　在对外宣传上，日本的媒体积极参与战争报道。官方对媒体的开明姿态，获得了媒体的主动配合，美化战争、美化日军，成为日本媒体的自觉行动，有效地凝聚日本的民心士气。而反观清廷，不允许任何一名西方记者随军。媒体的对外宣传、对内动员功能被弃置。对媒体的运用均相当漠视和迟钝。而日本则不遗余力地抓住每一个能宣扬自己的机会，这导致两国的国家形象出现了巨大落差。

　　百年前清国的失败，放之于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和警示。今天的中国正快步前行在复兴的大路上，但我们仍应当不断地回顾历史。《绝版甲午》提醒每一个中国人去自省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