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名人，最爱的是名；有些没名的人，最爱找名人签名。

　　上海学者、藏书家陈子善先生是一位名人，一位很有情趣的名人。他不仅收藏和研究中国新文学签名本，发表过相关的系列文章，还喜欢搜集当代名人的签名。一次闲聊时，他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型的签名簿，让我欣赏里面的名人签名。打开后，第一页是三个字的签名，其中第一个字好认，是“林”；剩下的两个字写得太连，很不好认。于是我就把当代姓林的知名学者和作家猜了个遍，但陈子善先生都说不对，还一个劲儿地鼓励我“往最有名的人身上猜”。猜来猜去，我还是说得不对。后来，陈子善先生终于告诉我，是“林青霞”。原来，他搜集签名的范围不仅仅是学者和作家，还包括很多演艺明星。是呀，当今哪位林姓学者或作家能比林青霞有名呢？林青霞女士给陈子善先生签名，是名人之间的一种交往形式。

　　名人有名，往往自得；但名气大了以后，名也成为一种累，签名其实就是一种累。

　　北京收藏家马未都先生自从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后，就被与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相提并论。据说易中天的新书签不过于丹，就有人总结说，是因为易中天的名字写起来太复杂，而于丹则简单，只有两个字。马未都当然也不愿在签售上“吃亏”，于是发明了一种可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秘密武器”，特意为新书签售设计了一枚纪念原子章，上面除了他的名字外，还刻着有关签发纪念的几句话，而且图章印出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手写的，颇为逼真。此枚图章在签售结束后当众销毁，这样一来，当日盖章的图书便成了一种独特的收藏品。但是也有读者表示，马未都以章代笔的签售方式有点取巧，令人遗憾；特别是读者中有不少是收藏爱好者，他们认为手签的书更有收藏价值。有一次我遇到马未都先生在一家书城签售新书，组织者请他给我签一本，于是他把那枚纪念原子章盖在书的后扉，又在前扉用笔写了赠言，签了名，送给我。这种前后双“签”的书，形式更为独特，或许在痴迷于签名本的人眼里也更加具有收藏价值吧。

　　签名之累，累在辛苦还好，累在尴尬则更难受。

　　我曾经两次在书市巧遇同一位知名作家签售他的同一本长篇小说。尽管签售活动提前在媒体上发了消息，尽管主办方在签售现场不停地播放着宣传广告，尽管有些购书者疑似这位作家的熟人，但据我观察，这两次签售总共也没签出去四十本。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长篇小说，人人都能看懂，不像《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那么难读，但却在这位作家所在的城市签得这样惨。这样的作品，即使有一百个评论家吹捧它，有一百个奖项授予它，也难以洗刷掉读者和市场给作者带来的尴尬。如此看来，签名的事也不是那么好玩的。

　　印象中，北京学者止庵先生是比较高傲的，但当我读了他的文章《我收藏的签名本》后，才知道他为了搜求签名本，偶尔也是会放下身段的。止庵说，他喜欢的外国作家有三位。头一位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我看来，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重要的作家”。2005年的一天，止庵偶阅报纸，得知当天上午罗伯—格里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出席一个活动，遂匆匆带了他的《反复》和《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赶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经朋友介绍，罗伯—格里耶热情地与止庵握手，“他的手很宽厚，很有力”。他在止庵带去的书上签了名字，“我一直都为此感到幸福”。止庵特别喜欢的另两位外国作家是翁贝托·埃科和奥尔罕·帕慕克，他请埃科签了《带着鲑鱼去旅行》、《悠游小说林》、《开放的作品》、《误读》和《波多里诺》，“末了一册，环衬印着埃科的签名，被他划掉，另外手写一个，亦是有趣味处”……止庵先生是一位很有眼光也很挑剔的藏书家，他不像有些书迷，逮住个名人就让人家签，也不像我，从不主动找名人签名。在签名方面，他也是位有个性的“选家”。

　　有些人批评搞签名售书就是炒作，我倒不这么看。搞签名售书固然是出版社或书商促销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作者与读者加强沟通的一种方式。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迷”，与“追星族”相仿，搜求名人签名、收藏签名本也是一种“迷”，而在这样的“迷”中，是潜在着一定的文化能量的。拿签名来说，过去签的是友谊，是对友谊的纪念；现在签得太多了，不可能都产生友谊，那么如果能产生些缘分也挺好。所谓缘分，往往体现出一种互动的关系，即对名人来说，除了享受成就感，还应通过签名体会到受众带来的压力；对乐意让名人签名的人来说，除了通过接受签名而亲近名人，更重要的还要借鉴名人经验来打造与完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