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河北乐亭县扇贝养殖协会会长杨基珍介绍，因为康菲漏油，目前乐亭的水产养殖损失大概在70%左右，现在损失3.3亿元。但是到10月底收获季节，剩下的如果长不到商品规格，损失会更大。养殖户对康菲的索赔诉讼赔偿，天津海事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按照法院的说法，如果要立案，还要有国家海洋局出具的带有公章的证明等。（9月6日《半岛都市报》）

　　一个断腿的残疾人爬到民政局去领残疾人补贴，办事人员说：你没有残疾证，所以不是残疾人。天津海事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乐亭养殖户对康菲公司的索赔要求，正与此相似：养殖户的惨重损失明摆着那里，与康菲漏油的联系也明摆在那里，但是这些“证据”就是不被法院认可，甭说判决赔偿了，甚至连立案都不给立。乐亭县养殖户的遭遇是损失惨重的全体养殖户和渔民的一个缩影———事实就是这样悲哀，养殖户虽然有理，而且国家也有法，却并不等于就能获得应有的赔偿。

　　朴素常理意义上的证据，与法律审判意义上的证据，两者往往不同，这并不奇怪，因为打官司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活，而不是谁有理谁就一定能胜诉，否则律师这个职业也就没得混了。问题的关键是，养殖户因为专业知识的缺陷，只精通打渔不精通打官司，有关部门应该心知肚明；那么，当康菲漏油事故日益加剧，养殖户损失日益惨重之时，又有谁想到过要帮他们收集并保持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康菲石油放着油污不去处理，反倒派人四处收集对自己将来有利的证据；我们的相关政府部门是否该感到羞愧？

　　养殖户因“证据不足”被法院拒之门外，绝对不只是养殖户的责任，更应该是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在康菲漏油事件中，代表国家出面的却仅仅只是国土资源部下属的国家海洋局下属的北海分局，而相关部门为何看不见影子？

　　比如有关海事法院，不能只是遇到索赔时冷冰冰地驳回；再比如农业部门，出了这么大的污染事故，养殖户和渔民损失那么惨重，你难道不应该及时帮助甚至代替养殖户和渔民索赔吗？

　　因此，养殖户索赔因“证据不足”被国内法院拒绝立案，这不只是法治的代价，而是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