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 一

　　孙中山结识宋耀如，是在他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宋耀如在孙上书的过程中做了些什么事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孙中山每有欲上书清廷以陈时势、以救时局的想法。1894年，正在广州行医的他，终将想法付诸于“医国”的行动。这年初他回到家乡，草拟《上李鸿章书》，并谋划北上天津投书，以实现“实行中央革命”的理想。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1935年）中解释了孙欲上书的原因：“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

　　孙曾将此书与陈少白（1869－1934年，广东新会人）商酌修改。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记述说：“及晤陈少白，乃出其在乡所草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稿，与少白斟酌字句，谓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则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为然。”这里没有隐讳孙想以上书以获得进身之阶、运动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想法。

　　《上李鸿章书》全文洋洋洒洒七八千字。文中的这些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上书李鸿章，对青年孙中山而言是一件很庄重的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他为此要做的就是人事关系上的准备，以找到上书的门径。

　　他首先找了已经卸任、正闲赋广州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写信介绍给在上海的盛宣怀堂弟盛宙怀，以便到上海请盛宙怀作书介绍给他的堂兄、李鸿章的得力洋务干将盛宣怀，最后通过盛介绍给李。

　　魏恒曾在粤经商，并纳资得官。因帮同盛宙怀办过广东海防捐而与盛氏兄弟相识。他对孙的学识和医术早有所闻，是以提携后进之姿态，作书盛宙怀，希望其能赐书给堂兄盛宣怀，介绍孙与之相见。魏函云：“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人极纯道，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知者甚多，妒者亦复不少。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久仰令兄观察公(按即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德望，欲求一见。知侄与世丈处，既有年谊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属函恳赏赐书函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感激之情，不啻身受者矣。”

　　有了魏恒的“路条”，1894年3月间，孙中山偕同陆皓东离粤赴沪。陆与孙同行的原因，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解释说：“至甲午春，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陆原名中桂，与总理同乡同学。总理幼时尝破毁翠亨乡神庙像，即与皓东共同为之。后任上海电报局译电生。总理以其熟谙上海情形，邀之同行。”

　　到达上海后，孙携魏函见到了盛宙怀。因为有魏手书，盛宙怀果然写了致堂兄盛宣怀的引荐信：“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转求吾哥俯赐吹植。附呈原信，祈詧阅，特此禀达。”

　　也就是在这次上书途经上海之时，孙中山结识了后来成为襄助他理财革命的海南人宋耀如。

　　那么，在孙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宋耀如是否帮助做了些什么事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厘清，在上海，到底是谁介绍郑观应、王韬给孙中山认识的。

　　因为郑、王在孙中山北上上书的过程中，又发挥了“梯队”作用。郑观应致书向盛宣怀介绍孙中山，而王韬不但为孙润色上书，并介绍孙认识李鸿章的幕僚，使其上书又多了一道门径，而且是最重要的门径。

　　冯自由在《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罗列了兴中会初期孙中山的友好及兴中会同志的姓名事略，时间

　　在孙肄业广州博济医院（1886年）至重阳广州起义（1894年）失败为止。事略按姓名、籍贯、职业、党派及社团四个方面排列，与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相关的人，除了宋嘉树（宋耀如）外，就是郑观应与王韬。

　　冯写道：郑官应，籍贯是香山，职业是绅士，党派及社团是“无”。“郑官应字陶斋，在绅士中思想最新，有《盛世危言》之著，总理在甲午北上之前，先至上海，由郑介见王韬。”

　　王韬，籍贯是吴县，职业是文学家，党派及社团是“太平天国幕僚”。冯自由写道：“王韬号紫诠，又号天南遁叟，俗传曾中太平天国状元。总理所撰上李鸿章书，于甲午秋北上过沪时尝谒王就正。”

　　由此记载看，郑官应（郑观应）介绍孙中山见王韬，孙拜谒王以就正上李鸿章书；问题是，又是谁介绍孙认识郑？冯此处记载语焉不详。而在其《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则说：“观应号陶斋，即《盛世危言》著者。总理在雅丽士医校时，尝去函研讨改革时政意见。郑著易版数次，政见颇与总理吻合。”对此，我们难以求证。

　　又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说，当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既抵沪，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藉港友函介，分访王韬、郑观应诸人。”这里又说是孙凭香港朋友的介绍信，分别拜访王韬、郑观应诸人，说法仍相互牴牾。

　　不过，其结果是清晰的。冯自由说：“总理出示上李书稿，韬深为赞许，仅代修订数语，并为函介于直督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孙中山投书李鸿章的门径，得以疏通。

　　那么，到底是谁介绍孙中山认识因《盛世危言》而闻名的郑观应呢？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说：“一八九0年，孙先生幼年同窗陆皓东自上海电报局请假回乡结婚。陆在沪滨即得同乡郑观应所器重，关系密切。当陆南下完婚时，郑观应适在广州养病。郑藻如也在香山家居休养。可能由于这种人事关系以及时机凑合，孙先生经陆皓东介绍得以认识郑观应。而郑观应编撰的《盛世危言》又正在请郑藻如加以订正。”吴氏此处是相当地“慎言”，用“可能”来表述孙、郑的这层关系。郑藻如，广东香山县人，曾任清朝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等职，1886年后病休居乡。

　　在斯特林·西格雷夫看来，“势力很大的买办郑观应和很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王韬”，这两位重要人物是宋耀如介绍孙认识，而使孙得以找到上书门径的。

　　他《宋家王朝》（1985年）中这样写道：“查理对孙的天津之行并不抱很大希望，但是他尽力促成此举，并且向孙保证，如果此行不成功，他可以指望查理会在长江地区通过红帮来促进他的事业。查理介绍孙认识了另两位重要人物，势力很大的买办郑观应和很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王韬，他们都是红帮重要头目。王韬给孙一封引荐书，介绍他去找宫太傅爵门下一位小官僚。孙就凭着这点门路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这个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们可以参考其他一些记载。

　　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写到宋孙认识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宋耀如带着孙逸仙去拜访郑官应。郑官应不在家，却在郑府意外地遇到了韬园先生王韬，他也是来找郑官应的。”

　　又庄政在《孙中山的大学生涯》（1995年）中说，宋耀如“领孙引见士绅郑观应、王韬等请益。二人曾将《上李鸿章书》修改润色，并分别致函罗丰禄、盛宣怀介绍与先容。”

　　再如唐玲玲、周伟民在《从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看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2009年）中说，宋耀如对孙上书李鸿章事有不同看法；但他还是向上海的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和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介绍孙中山上书，郑观应写信致盛宣怀，时盛宣怀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所以郑观应料想他有心世道，心俯如所请也。盛宣怀看了郑观应的介绍信后，封上手批时言及“孙医士事”。

　　当然，这些说法都是间接的，且不知所本。不过，有一点可以确信，孙中山是在郑官应家得遇王韬的。

　　陈少白在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这样写道：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官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逊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陈少白说：“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陈少白的这个记忆，可以弥补冯自由说法不完整的缺憾。

　　我们到底是否应确信斯特林·西格雷夫所说，郑观应和王韬是宋耀如介绍给孙中山认识的呢？考虑到孙上书失败后，回到上海又留寓宋宅，宋耀如还将孙的《上李鸿章书》发表于《万国公报》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可知宋耀如介入孙上书之举是非常之深。作为革命“隐君子”，他介绍孙与郑、王认识的事，不见诸记载，不为人所知，也是可以理解的。

　　孙中山认识郑观应的结果，是郑致书向盛宣怀介绍孙。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1984年）中也说道：“郑观应更为孙先生手书一笃实介绍信致盛宣怀，务使孙如愿以偿。”

　　因为有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使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到早年的孙中山有游历海南的想法。

　　郑函云：“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按即李鸿章)，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孙中山的这个游历计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早年重视农业开发的思想。

　　孙中山终其一生，没有来过海南；不像台湾，他曾经到过四次。但是，却是在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他表达了欲游历琼州（海南）的愿望，这也是他的历史中惟一的一次欲游海南想法的流露。

　　是年6月间，孙中山持盛宙怀致盛宣怀信(魏恒信函已装入此信封内)及郑观应致盛宣怀信，到达天津，并通过罗丰禄、徐秋畦两人上书于李鸿章。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说：“孙总理偕陆皓东于是年夏间行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满楼客栈。首持港沪友人介函访直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道达上书意见。罗、徐均允相机协助。旋将上李鸿章书投递”。

　　因是不管通过什么门径，孙中山上书无获而终。他未获李鸿章接见，书中主张亦未被理睬。冯自由说：“时中日二国因朝鲜东举党乱事，交涉紧张，鸿章藉辞军务匆忙，拒绝延见。”  

　　孙中山未获李鸿章接见的原因，可能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不利“天时”。对此，陈少白在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中也写道：“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同样说道：“孙一到天津就把他的信稿交给王韬所相识的那个人，希望此信能转到宫太傅爵手中，但结果却是枉然。他白白地等待多日。李鸿章是不会接见他的。”“他选择的时机不好。宫太傅爵当时有紧急公务需要他全神贯注地潜心处理。中日之间为朝鲜而发生的战争已迫在眉睫。”

　　但是，在孙中山的回忆中，并不直接提到上书李鸿章碰壁的事，而是以“北游京津”来约略带过。他在《建国方略》中说：“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这种窥探清廷虚实、观察地方形势的兴动，以作为革命的准备，使人看到上书失败后的孙中山，已经展现出非一般的革命者神采。

　　《国父年谱简编》就把这看作是孙他日革命发难之图：中华民国纪元前十八年（1894）、农历甲午年五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陈救国大计，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纲，鸿章不能纳。嗣即偕陆游北京，窥清廷虚实；旋转道溯长江，深入武汉一带，观察山川形势，预为他日革命发难之图。”

　　孙、陆由天津到了北京，窥探到了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北京则看到“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

　　本来孙苦思冥想、遍找门径上书李鸿章，企图知遇于他，以一展经世之才，但是在京津看到的是腐败奢糜景象，知道了李鸿章是怎样累积大量财富的，这使得他的救国济民的善良愿望，几乎归于破灭。历时近半年的上书求强活动最终未能成功，使孙中山认识到清廷腐败已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不足以救亡。上书失败之际，正是孙决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之时。

　　上书虽然失败，但经宋耀如努力，孙中山的文章得以在《万国公报》上连载。

　　现收入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的《上李鸿章书》，就是据《万国公报》月刊第六十九、七十册(光绪二十年九、十月上海出版)连载的广东香山来稿《上李傅相书》。编者说，此文开始写于是年一月，先后经陈少白和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等作文字上润色。定稿后，六月偕陆皓东赴天津向清朝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未获接见。

　　《上李鸿章书》的刊出，让孙的思想首次公之于众，其意义自是不凡。庄政在《孙中山的大学生涯》（1995年）中也说：孙中山重返上海后，“宋嘉树当即联系林乐知主编的中文版《万国公报》编辑部，将他的上李鸿章书，改为短论形式，连续刊载于该公报的第九、十月号上发表。这年轻医生改革救国的观点首次披诸报端，引起了各界广泛的注意。”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1985年）中写到上书失败后，“孙逸仙此时正处于十字路口。他返回上海后寄居在宋查理家里。宋实践了原来的诺言，对他给予大力帮助。他设法把孙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博士办的《教会新报》九月至十月一期上。这是孙的观点首次公之于众。”这无疑是宋让孙产生更大影响作出的一个贡献。                              （下转B15版）（上接B14版）

　　《上李鸿章书》到底是刊在《万国公报》上，还是刊在《教会新报》上？《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主办，原名《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1868年在上海创刊，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因经济原因停刊，1889年复刊，仍称《万国公报》。因此说《上李鸿章书》刊在《万国公报》上更准确。其实，《教会新报》是《宋家王朝》中文原的译法，查斯特林·西格雷夫此书的英文原版，则是说《上李鸿章书》刊在Review of the Times，此当是《万国公报》复刊后所用的英文名称。

　　林博文在《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中说：“宋嘉树的赌性很强，也是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智能和见识促使他愿意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投入巨大的赌注。由于同样喝过洋墨水，又同为基督徒，孙、宋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一八九四年秋天，李鸿章拒绝接见孙中山，当然也就看不到孙花了心血所撰的《上李鸿章书》。刚好《万国公报》正由宋嘉树所经营的美华书馆承印，宋即把《上李鸿章书》刊登在《万国公报》上。”说宋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仁者见仁，但若以宋把《上李鸿章书》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为例，来佐证宋的赌性，未免牵强附会。“美华书馆”应为华美书馆。

　　孙中山和陆皓东，“闷闷不乐的回到了上海”。天津上书失败了，但上海却有他们知音。孙回到到上海后，又住进宋家，他们密谋造反，这些都给予因上书失败而失落的孙中山以精神上的慰籍。或者说，上书失败的孙回到上海，寓居宋家，他们从上书前的“初谈革命”，过渡到上书失败后的“密谋造反”。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1985年）中写道：“在查理的印刷所里进行的长时间讨论中，孙逸仙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以便领头进行革命。”“此后，孙博士经常住在查理家里。他常在书房里召开秘密谋划的会议。”

　　固然，宋耀如是“革命隐者”，但不管怎么隐蔽，因它是“革命的”，历经岁月的清洗，我们现在还是能将它显影出来：寻找门径、刊出上书、寓居宋宅、密谋“造反”，这一连串事件，就是宋耀如为他初次认识的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过程中，所帮忙张罗的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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