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位被中国网民称为“日本韩寒”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引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其中，笔者印象最为至深的就是他在2010年发表的《国家实力取决于底层群体》观点，加藤指出，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和本来面貌取决于底层的群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深刻的道出了国富和民富的重要关系。

　　我国2008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同时，多年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政治的高度稳定，民众收入的稳步增长，这也在国际上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大国崛起的强国梦可谓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实现。但中国在迈入一个强国，获得世界认同的同时，是否没有存在自身需要审视和反思的地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加藤嘉一2011年出版的《中国的逻辑》一书，就以一个日本80后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从中国人的草根现实着眼，以城市、经济、改革、奥数、蜗居、体改、户口、妇女、地铁、服务、民工、礼让、红包等方面，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参照，也是正是经历着现代化转型的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加藤嘉一在书中列举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细节，往往会令他们不可思议。例如，中国人为什么对于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媒体侵犯产权转载，政府公布假数据等不良现象习以为常？政府官员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获取博士帽？记者们为什么要收红包？为什么多数中国人居然不了解“消费税”，有些也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开会时不会把手机调成静音，公共厕所里没有手纸，街上每天有那么多闲人，为什么中国人回电子邮件很慢或者干脆不回，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孩子都要读奥数？北京出租车司机为什么让乘客自备零钱找零等等诸如此类，都会被加藤在他的文章中见微知著的探讨一番，从中国表象与日本式思维的碰撞中，寻找到蕴含其间的宏大价值。

　　给笔者印象至深的就是在书中《礼让的逻辑》一文中提到的日本人对“礼让”的深刻解读。加藤列举了北京高峰时期堵车为例，他在书中问道，城市为什么如此混乱？诚然，发展是硬道理。但未必非要让公众承受拥堵的成本。如果将运转不畅通的责任仅仅归结于国情和当地政府的不作为，也是有失公允。本着这一立场，他要提出第三个原因，需以公民的力量提高城市运转水平。

　　他以日本为例，东京地铁站同样是个“人海”，其程度甚至超过北京。与北京不同的是，越是上班高峰期，秩序越井然有序。因为乘客们的礼让和自律解决了难题。例如，地铁到站，站在车门旁边的乘客们，先主动下车，让里面下车的乘客下好车，确认没有人要下车后，“率领”新乘客重新上车。大家早就达成了默契。

　　东京市民之所以如此扮演角色，恰恰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因为不自觉礼让，结果则是本人受损、吃亏。只有大家认识到以退为进这一潜规则的前提下，每一个市民的生活质量才能被保证。背后的逻辑是以人为本，思想则是和为贵。动机是自私的，结果却是和谐的。

　　用去过驻日本的一位新华社的干部的说法，那就是礼让原来是把内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礼让不仅是态度问题，更是利益问题。

　　如果在过去，恐怕有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现在，加藤认为，中国的“意见市场”开始接受外国人说话了，这是一个较大的进步。这何尝又不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难能可贵的大国包容心态的产物。

　　一个年轻的外来观察者，能对中国社会有如此洞见已经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