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启雯

　　由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倡导，发端于英国的“私有化浪潮”，是20世纪末的世界经济大事。然而，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并未触及私有化，甚至连企业所有权问题都未曾涉猎。紧随其后的研究虽汗牛充栋，但当代经济理论在所有权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现实。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各国该怎样做才能提高私有化成功的概率？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斯的新作《私有化：成功与失败》一书给我们回顾了全球私有化浪潮的轨迹。

　　说起来，“‘私有化浪潮’初衷只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其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中欧、东欧等转轨国家也将其作为整改经济的灵丹妙药，卷入了这一浪潮。私有化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但更通常的情形是，绩效更差，甚至在有些地方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乱。”

　　就私有化的收益而言，西欧位居全球之冠。在1972年至2002年间（30年蜕变），约占全部私有化收益的三分之一。私有化收益较高的原因很多，较为明显的是，人均GDP高，股市规模大且流动性好；此外，也与高公债和低增长有关。后一组原因表明，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及经济绩效恶化的担忧，在催发私有化运动中也许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遵循“票高者得”的选举制国家，私有化动力较足。

　　有趣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左翼政府对私有化的热情并不比右翼政府更低。尤其令人惊奇的是，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在西欧体现得并不明显。唯一可信的证据是，私有化对公债具有负面影响。私有化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有关，也与企业层面较好的经济绩效不无干系。但这些经验证据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它们取自被私有化的企业和未被私有化的企业之间的绩效比较，而那些被私有化的企业，要么最能盈利，要么最具盈利潜能。    

　　欧美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私有化在拉丁美洲国家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涉及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领域，直指微妙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分配问题。通常，一国只有当财政收入极为拮据时，才会启动基础设施私有化项目。由于担心政治上的强烈反应，通常采用租赁而不是出售资产的方式，也广泛地采用特许合同制。然而，当出现供电和供水短缺时，负面的政治反应还是发生了。

　　亚洲的经济发展态势强劲，但从来都不是全球私有化的“前沿地带”。南亚尤为明显。以印度为例，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公有部门，也实施过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当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纷纷解体之后，印度加快了改革步伐。尽管如此，欧美经济学家们给出了大量证据，以显示这种局部私有化的积极作用。但金融市场容量有限、行政管理力不从心以及某些政治障碍，是限制印度私有化进程的三大因素。

　　亚洲那些近年来经济增长迅猛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并没有推行显著的私有化政策，但却释放了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家的生产能量，打造了一批既面向国内市场又面向国际市场、富有活力且蒸蒸日上的中小企业。因此，欧美经济学家们热切期待着，“国际金融机构能像以前关注私有化政策那样，关注这些小型私有部门的发展与成长”。

　　由来已久的政府失灵是“私有化浪潮”迭起的缘由。但私有化又引发了市场失灵。在某些行业，要确保私有部门与社会需要及期望相吻合，并非易事。因为“私有化问题远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思维复杂得多，也比华盛顿共识支持者们的预想更为纷繁。说得好听一点儿，其理论假定远比当初的思维更脆弱；而私有化过程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却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