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家的客厅里，常年挂着一幅放大了镶在镜框里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因为年代久远，证明书的表面已经有些泛黄，但每个字却仍然清晰醒目：

　　军证字号第二八八三三号    

　　兹有李新民同志系一九四三年三月参加人民解放军现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其家属按人民政府军属条例享受军属荣誉与优待。    

　　此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邓子恢  谭政  

　　政治部主任  陶铸    

　　一九五一年一月九日

　　证书顶上有麦穗和齿轮图案，还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头像。这张照片一直就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挂着，在我们家里,不管是家徒四壁或是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我们都觉得它是最弥足珍贵的了。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母亲用一张父亲和战友合影的照片，把证明书落款处林彪和其他人的署名遮盖住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我们当子女的都非常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但我觉得，历史就是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浪淘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忠佞奸雄，历史应该有它本来真实的面目。

　　这是一张父亲五十年代初和他战友的双人合影，照片上写有“麦李俩战友合影”的字样。他们一身军装，并排站立，相片上的父亲显得表情刚毅，脸上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直视前方，那身军装好像还散发着一股刚从战争中走过来的硝烟味。看那表情，又好像要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奔赴到另一个战场上去似的。我参加工作后，在警察队伍里工作了三十年直到现在，也经历过许多普通人难于想像的场面，客厅里也有我身着警服的照片，有人说我的形象和气质都像父亲。但我觉得父亲就是父亲，父亲是个高大的父亲，他永远是我景仰的英雄和我学习做人的楷模。

　　父亲去世已经四十多年了，1968年9月28日，父亲被几个人抬上一个山坡上，草草的便被埋葬了。那时，我还不满十岁。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年已花甲，身材高瘦，面容慈祥又威严。他平时话不多，声音略带沙哑，说海南话时总带着儋州话口音，他把我叫做“妚凡”（妚芳），现在凡是叫我“妚凡”的，除了家人外不是童年的伙伴就是小时认识我的叔叔、阿姨。在家时，我常在父亲的身边。那是澄迈县委安排给父亲住的一个独门小院，在金江镇紧靠六山村，距离南渡江不到一百米。家里养着猪、鸡、鸭、鹅，院子里有一块菜地，父亲拎着锄头忙碌时，我们四兄妹喜欢颠着小脚丫跟在父亲身后。春去秋来，我看着南瓜藤爬上院墙，地瓜叶宛若绿色的地毯铺满了小院的空地。鸭和鹅一不留神就溜出家门到南渡江畔撒野，乐不思归。我要与兄妹把它们找回来。谁找到了，父亲就在客厅的小黑板上表扬谁。

　　那块小黑板时常晃现在我脑海中。五六十年代机关单位门前都挂着小黑板。我们家客厅也挂着一个。父亲在小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安排我们四兄妹一天的学习、劳动。我挨在他身边仰着脖子看。很多人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经常有人拿着纸笔来请父亲写标语、横幅、对联。我辨别不出他的字好看与否，只知道父亲的一切都好。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一九零八年生于儋州排浦沙脊村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能吟诗作对，村里人有惜才集资助学的传统，于是凑钱让他到琼台书院读书。

　　一九四三年父亲参加了革命。在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岁月里，文化人不多，父亲算是秀才了，他把知识、才华和青春全部献给了海南的解放事业，曾担任过琼崖纵队干部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给冯白驹将军做过秘书。海南解放后，父亲转业到澄迈县工作。

　　小时候我喜欢吃荔枝，每当荔枝成熟上市时，荔枝一筐筐被摆在街边叫卖，香甜的味道诱惑着我。我几乎每天都开口向父亲要钱买荔枝，每次父亲都给我五分钱。我买一串很快就吃完了，但荔枝的余味加深了它的诱惑。我不好再向父亲要钱，便溜进一家工厂集体宿舍，趁工人师傅都上班去了，把他们的牙膏多半挤出来，等师傅们把这些牙膏挤出来，把这些牙膏皮扔掉后我就去捡回来，拿到废品收购站每个能换两分钱。父亲发现后一脸严肃地把我关在家里，扬起了扫帚，我捂着小屁股大哭过后只好把对荔枝的热爱寄望于每天的五分钱。

　　那是个秋夜，公鸡反常地打鸣，声声凄厉，令人恐惧，以致我后来听到公鸡打鸣就心悸。我被鸡叫声惊醒了，朦胧中看见几个戴红袖章的人闯进家里，把父亲带了出去，从此父亲再没有回来过。父亲被关在一所学校里，那是专门关押走资派、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地方。父亲的双手被反绑着，嘴里塞满甘蔗渣，头被一双手压得低低的，跪在一个一米高的垃圾堆上。挤过人群我还要往前靠近，戴红袖章的人把我推搡出来。我不知道这批斗会后来怎样，但记得太阳特别毒辣，批斗会上的红旗像燃着的大火，父亲就在大火中佝偻着身子，汗珠从头上不停地往下滴，衣服都湿透了。我流着眼泪跑回了家。母亲叫我给父亲送饭。那是一间黑暗的小房子，有戴红袖章的人看守大门。熟悉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叫你妈妈不要担心……我不会有事！你们四兄妹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我要父亲多吃饭，父亲总是疼爱地看着我笑了笑，我便感觉父亲真的没事了，心里很高兴。可是，父亲没吃上一两口就不吃了，我的心情随即黯然。日子在一天天地煎熬，我看着父亲日益憔悴、苍老的脸庞，心里极为害怕……

　　父亲离开我们后，三十多岁的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走过艰辛，历尽屈辱苦难。忧患孕育智慧，苦难催人早熟。我仿佛在一夜间长大了，我学会了替母亲分忧，在南渡江用竹篓捕鱼，上山捡柴火，到旅店向大人讨米票，好帮母亲买粮……作为女人，母亲对一个家庭所能奉献的远远超过了一个女人，作为母亲，她所能给予我们的远远超过了一个母亲。

　　父亲在一九七八年获得平反。在春天姗姗来迟的脚步中，我们一家，随着全国人民一道摆脱了十年浩劫的噩梦。都有了自己的着落，当然，觉得最幸福最安心的还是母亲。

　　这张革命军人证明书，母亲一直视为命根子，非常小心地珍藏着，一直伴随着她生命中的每一个日月。多次搬家，家里面积太小，就把照片挂在我们睡觉的床头，有客厅了，就又把它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

　　母亲知道，此证一可证明父亲革命的一生，二是这张证书可能成为四个儿女将来成长的“护身符”。证书的内容给我们做为子女的带来许多好处，特别是每当填写表格成分这一栏便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可填“革命干部”其升学等待遇优待。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感到党和组织的温暖。三是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唯有这张证书能使她睹物思人。可以说这张证书也见证着母亲对父亲深深的爱。

　　母亲用她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刚直不阿和对父亲忠贞不移的感情呵护和培养着我们几兄妹长大成人。母亲三十多岁守寡直到现在80多岁了，每次回家探望母亲，见她总把那已经一尘不染的这张证书拭了又拭。我也是，每次回家，总要站在这张发黄了的革命军人证明书前，看着照片里的父亲，看着饱经沧桑却依然面目慈祥的已经满头白发了的母亲，久久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