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已经出版过几十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还有几十部已经拍摄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但我的处女作是诗歌。

　　我写诗绝非为了爱情，以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诗言志，壮志出诗人，壮烈出诗人，悲壮出诗人，豪气出诗人，爱情诗和写爱情诗的列入被批判对象，有益无害的风花雪夜属于小资情调，即使不被打上另册，也要被大众嘲弄。

　　我不想被批判，不想被嘲弄，所以写诗的原始冲动来源于对生存状态的描述。

　　那时我是在云南河口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身处中越边境的亚热带雨林之中，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如砍伐，如开荒，如植树，如割胶，同时，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洗面革心的思想改造。

　　体力的付出及世界观的改变于我是可以接受并愿意接受的，但不能容忍人格被侮辱和青春被漠视，知识青年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的另类及可以肆无忌惮摧残的对象，这令我惨痛，令我愤怒，令我产生强烈的要扭转知识青年自身形象的欲望。

　　于是，思想变成了词汇，词汇组合成句子，而句子因着分行排列读起来更有力度，就成为了诗（当然还要押韵）。主题直指———为这一代人唱赞歌！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遇，我创作的一首诗歌被一个来边疆采访的报纸编辑在生产队的大批判栏上发现，他没有告知我，就拿到自己所在的《重庆日报》副刊发表，那是1973年12月24日，我21岁。

　　假如，我要一直沿着诗歌创作的道路走下去，不知道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但当时我觉得仅仅用诗歌的形式来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略显肤浅，趋向口号化，因此，我很快改用小说形式继续我的理念，把人物、故事、情节、细节融合在一起，形成命运的篇章，感到更能展示心底的悸动和灵魂的游荡，并且在1974年正式发表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短篇小说，刊载园地名为《朝霞》———一份曾经执中国文学期刊牛耳但却已经被后人（包括所谓的文学史研究者）集体潜意识忘记的杂志。

　　几年之后，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的小说也在《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当代》、《中国作家》等杂志上面世了，突然，我又有了写诗的冲动，这多少与我以作家身份重返红土高原生活有直接关系，看着神秘而梦幻般的雨林在迅速消失，看着伪现代化彻底摧毁着古代文明的活化石，心中激荡着许多说不清的思绪，因而，诗的朦胧恰如其分地传递出我的心境和捍卫红土高原文化的信念。

　　这一批诗歌发表在了《诗刊》、《山西文学》、《滇池》等杂志，里面所出现的词汇是部族、红土、南诏、青铜、峡谷、雨林、土林、图腾、帛人、竹楼、草屋、女巫、泥径、烟筒、腰刀、白蛮、化石、头骨、洪荒、元谋、兽皮、长矛、东巴、羌人、原始、枯木、毒菌、山寨、筒裙、象脚鼓、十字架、罂粟花、方尖碑……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直击生态破坏和捍卫生态的诗歌，我自豪，也汗颜，其实，我只是直白地呐喊：没有树，要文化有屁用。

　　再写诗是1988年来海南之后，好长一段时间，觉得青春再次燃烧，激情重新出现，非诗不能表达这一切，于是几十首和海，和爱有关联的诗在一间陋室中出笼了，有些正式发表，有些留在了稿纸上。

　　当沸腾逐渐平息，浮躁慢慢消失，写诗的冲动也淡然了，我又重归小说和剧本创作，但是，把以往的诗作收集成册一直是抹不去的愿望。

　　终于，2012年等到了机缘，南方出版社出版了《晓剑诗集》，这无疑要感谢给我创造了机缘的人们，同时也庆幸自己的梦想成真。当然，在写诗者多于读诗人的时代，一本诗集的出版于文学及社会可能都增添不了任何色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在我个人生命中，这绝对是一次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