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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森  王海雪  童振诗

　　让界碑“昂首挺胸”

　　凶名在外的山蚂蟥，起先对于刘磊来说就像在听别人的事，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了。从刚开始面对蚂蟥的惊惶失措，到被咬了随手在伤口上撒盐的见怪不怪，并没用多少时间。进过道银村，他就闯入了鹦哥岭。上山下乡是生活与工作的重心。

　　两个月后，刘磊选择的是保护科工作。

　　周亚东所创立的“自主选择工作岗位、自主制定工作计划、自主拟定工作经费、自主规划培训计划”，使得每个到来的大学生，都有机会自主选择工作。管理站每新进一名年轻人，周亚东都会让他自由地在各科室间参与工作，熟悉之后，再由年轻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专业能力，选择工作岗位。保护科的主要工作就是森林资源的保护与管理，包括管理200余名森林管护人员，指导他们开展有效地巡护工作，协调周边乡镇政府、林业站、村委会工作，同时制定符合鹦哥岭实际的森林管护制度等。

　　鹦哥岭保护区是海南省陆地面积最大的保护区和我国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保护区有专职管护人员201人，周边有6个乡镇，人口一万八千多，要做好管护工作实属不易。2007年的年终考核，刘磊被推选为南坡考核小组的组长，负责四个片区、约38万亩林地和102名森林管护人员的绩效考核工作。

　　起先，刘磊以为海南是没有冬天的，可很快地，他就感受到了海南冬天的威力。海南的寒冷突然冒出来，让人无法防备。12月份，海南冷了起来，早晨8点，刘磊坐着摩托车穿梭于鹦哥岭的村委会之间，凉风刺骨，这寒凉来自山林水汽的潮湿，钻进内心，从骨髓开始，然后才透过皮肤到手、脚、头部裸露于外的地方。

　　这一次年终考核搬了四趟住处。从万冲一直到什运，刘磊他们就借住各乡镇林业站的办公室，住睡袋帐篷，自己煮点东西或者吃泡面，没有热水洗澡就洗凉水澡或骑摩托车去河里洗或者不洗。在什运考核的那个晚上，大家都睡不着，太冷了，一晚上起来四五次，到早上醒来睡袋和背都是凉的，牙齿打颤太久，全麻了。

　　为了做好保护区四界定址，刘磊和护林员每天要顶着烈日扛着120斤重的界桩上山埋设，也不知有多少次是在大雨中巡护、过夜的。划界定桩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大的界碑有三四百斤重，小的标桩也有120斤重。当时的鹦哥岭保护区几乎无路可行，别说汽车，连摩托车都开不进山。路宽的地方，还可以抬；路窄的地方，只能用绳子绑住标桩，大家一起喊着号子往山上拖。每个人的肩背上，满是火辣辣的勒痕，双手的虎口也被绳子勒得生疼。两百多公里边界上，他们埋了12个界碑、120个标桩，这么大的工作量，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刘磊他们用脚丈量出了鹦哥岭的边界。

　　埋下界碑，并不等于工作就完成了，其实矛盾才刚刚开始。很多进山者甚至当地的村民，并不认可这些树立起来的石碑，并不认可宣传牌上所写的条条款款。很多气盛的村民，抡起铁锤和铁棍，把刚立起来的界碑毁掉了。保护区管理站的年轻人看到自己的辛苦就这样被毁掉，心痛如绞。他们开始思考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一、保护区的宣传教育工作，还远远不够；二、山林的土地还没有确权，山民并不认可他们的划界。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立，大多是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抢救性划建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区内群众的生活出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内群众的生产生活，自然保护区与区内群众的矛盾已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面临的共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鹦哥岭把当地社区纳入自然保护区管理，在保护和拯救濒危物种、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解决保护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帮助社区发展生产。

　　刘磊的工作重心，转向跟鹦哥岭周围的村委会签订集体天然林的共管协议。2008年，刘磊他们终于签订完成了19个村委会的集体天然林共管协议，争取到了高峰方红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刘磊想，现在，我们埋下的界碑，终于可以昂首挺立、理直气壮了。

　　醉酒与眼病

　　鹦哥岭的黎家村民们很重感情。要获得彼此的认同，得把酒喝干了，饮醉就成自家人。刘磊从小眼睛就不太好，这耗费了家人的很大精力和财力，医生特别叮嘱刺激性食物和酒一定要少食少饮。可不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怎能开展工作？

　　那一次，刘磊负责春节前两院的资源调查工作。买好了上山的工具，安排12名护林员一起上山。护林员的队伍，由本地村民组成，是一群很有经验的优秀队伍，有些以前还是老猎手、伐木老手，在村民中间很有威望。这些优秀的队员，如果能用好，将是保护区的一笔无价的财富。

　　出发前，刘磊叫上了社区宣教科的王云鹏一起和护林员们去县城吃便饭。他们想和护林员交流一下管护和社区工作，了解他们关于森林保护的想法及村里群众的意见。在鹦哥岭山区，聚餐吃饭，没有酒如何打开话匣？

　　刘磊叫上这里常喝的一瓶几块钱的药酒。酒一下肚，那些本着大山秉性的男人开始融化，变得无话不谈。都是二两多的杯子，刘磊都是一口一杯，六杯下肚，他就不行了，中间还吐了，天旋地转，眼前模糊不清。吃完饭，他和元门乡红星村王永另晃晃悠悠地走在街上，刘磊的嘴里还在讲着怎么开展管护工作，怎么宣传森林保护工作教育群众。

　　没过多久，他就晕倒了。醒来已在医院里。在医院里，站里的同事告诉刘磊，他的头撞在车上了，流了好多血，他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他还是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周亚东站长过来问他：“到底是你撞车，还是车撞了你？”

　　“上身有问题就是我撞车，下身有问题就是车撞我。”刘磊脸上是迷迷糊糊地，拼命回想当时的情景。

　　大家都笑开了，这是就刘磊的风格。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往后与村民们喝酒，更成了常态。从2007年7月到2009年6月，他自己都不知醉过多少回。记得有两次村民座谈会连续开，喝了三顿当地米酒，回到管理站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前面所说的，完成了签订19个村委会的集体天然林共管协议，也是从酒的感情上搏来。为了鹦哥岭这一片茫茫森林得到更好地保护，本不应饮酒的刘磊，也不得不喝。

　　鹦哥岭环境非常艰苦，要经常性地点蜡烛写材料，长时间对着电脑加班。用眼过度和酒精的刺激，两年下来，刘磊的左眼基本没有了视力。当只有右眼还能看到鹦哥岭的绿色，左眼基本上是一片黑乎乎时，刘磊很害怕，马上联系了北京同仁医院，想做眼角膜移植手术。

　　2009年6月，医院打电话告诉刘磊有供体了，催他马上去北京。刘磊因为手头上有很多工作，没有答应。周亚东站长知道后，催他立即去北京动手术，还自己出钱给刘磊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机票，让刘磊非常的感动。

　　去北京做手术的事，刘磊没敢告诉家人，自己一个人联系了大学同学，做手术那天只有大学班长陪在他身边。那几天里他心情一直都不好，包扎在他眼睛上的绷带，也包裹住了他的心情。在北京呆了7天，刘磊坐飞机悄悄回到海口，当时他的眼睛还处在危险期，时常红肿，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得了红眼病。在海口休息了两天，刘磊就回到鹦哥岭，立即投入工作，完成了12座宣传牌的修整工作和纠察队的培训工作。

　　那时候出差，刘磊都带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冰块和眼药（药需存放在零度左右）。因为眼睛不方便，刘磊当时感觉很自卑，老是觉得别人在对着他的眼睛议论纷纷，老是觉得自己的眼睛异于常人，这自卑的心理，他花了好长时间来调整。

　　鹦哥岭的领导和同事都对他十分关心，护林员总是信任和支持他。

　　从眼病手术后的心理障碍走出来后，他越来越觉得离不开鹦哥岭。

　　鹦哥岭的青山绿水，不仅流淌在他又开始清晰的眼前，也流淌于他的血脉和内心。

　　回首过去的几年，刘磊有过辛酸，有过苦楚，有过身处异乡的孤独寂寞和艰难困苦，但他都一往无前，他也从当初保护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成长为保护区管理站的副站长。在这个过程里，他一直感恩鹦哥岭这座大山带给他的一切。

　　刘磊有时也会关注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他发觉，时代的变迁，让一些年轻人茫然无措。他也发现，鹦哥岭的伙伴们，反而有着一种“脱离”于时代的高贵感。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社会主义精神、青春之歌、有志青年、有意义、责任心、使命感、激情、奉献等等具有某种鼓舞人心之词已经不招人待见，甚至让人避之不及，可这些，却都是鹦哥岭的这些伙伴们，所最追求的。

　　东北的白雪飘浮成了逝远的白云，东北林业大学的校园已成记忆。每年的六七月份，校园里都有很多人在谈论着：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什么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刘磊庆幸自己选择了鹦哥岭。

　　在鹦哥岭，与树木为伴，与青山相依，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情操。刘磊不后悔自己选择自然保护事业，志在林泉、胸怀廊庙，以知识奉献社会、回馈社会，将个人价值与社会福祉紧密结合，这应该是年轻人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理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