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户口，中国人的基本身份象征。有户口，似乎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就像他（她）应该有健全的身体一样。

　　然而，在万宁市一些偏远山区乡镇，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因为没有户口而变得残缺，并且因为这样的残缺而饱受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是有户口的人很难想象到的。这个特殊的群体被称为“黑人”，在当地有1703个之多。

　　从今年4月起，万宁市“黑人”的命运得到改变。记者在调查中欣喜地看到，补发户口后的偏远山区群众，都能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入学、医疗、养老等惠民政策，其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民主选举等公民政治权利充分享受，成为海南幸福家园的主人。

　　万宁市礼纪镇茄新村委会今年4月底，给万宁市的有关负责人写了一份越级报告，反映村里很多老人和小孩都没有户口，无法享受惠农政策和入学、医疗、养老等惠民政策，给就业、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

　　万宁市的有关负责人深入到礼纪镇茄新村调查研究，发现情况属实。他们还在万宁市其他一些偏远山区少数民族乡镇调研时，发现像茄新村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

　　“要让群众做幸福家园的主人，首先得让人有户口，有归宿感。”于是，万宁市委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为偏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补办户口一事，当作一项突出的民生工程抓好抓实，“要求公安局打一场硬仗。”

　　万宁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张兆腾说：“我们确定今年是为民服务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快速解决偏远山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补发户口难题。到今年9月底，万宁的‘黑人’‘黑户’历史遗留难题基本解决。现在继续撒网查找个别漏掉的‘黑人’，发现立即补发户口。”

　　“讲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不能上下一般粗。”万宁市委书记丁式江对补办户口一事说：“底下要干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实事，干部要沉到基层，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基层党组织要把群众的事做好办实，一定要解决群众的具体实际问题。人心都是肉长的，解决了群众的难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没有人闹事。群众就会从内心发出声音：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正面效应放大，在基层就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11月4日，万宁市东澳镇龙山村委会岭仔村，市公安局户政股股长黄好明和东澳派出所所长张哲，把新户口簿送到村民吴学挺的家里。吴学挺急切地翻看，户口簿上，新添加了他9岁大女儿吴丽萍、6岁小女儿吴丽芳的名字。憨厚的他咧嘴笑了。

　　林妮是乐东利国镇抱告村的黎族姑娘，“我16岁结婚，村里的小姐妹结婚都早。”她在乐东老家摆了酒，在岭仔村摆了酒。没有到民政局开结婚证。她没到结婚的法定年龄，想开结婚证也开不了。

　　生大女儿时，林妮是在龙山村里的卓亚三医疗所生的，是私人诊所，没有出生证。小女儿倒是在万宁市人民医院出生的，也没有出生证。林妮说：“我没有超生。”但没有结婚证，就拿不到准生证，没有准生证，就拿不到出生证，没超生医院也不给出生证。

　　黄好明说：“结婚证、准生证、出生证缺一不可，缺了，就办不了户口。”

　　大女儿出生时，吴学挺和林妮是小青年，不拿户口当一回事。到了女儿生病和上学时才急上火。吴学挺说：“没有户口，看病没有报销，不能免学杂费，领不到免费的课本。”

　　吴学挺一家4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屋里只有2张铁架床，一台21寸旧电视机，像个古董摆在一角。

　　客厅墙上挂着渔网，吴学挺说：“我打鱼养家。”

　　张哲说：“两个女儿看病能不能报销，能不能免了学杂费、领到免费的课本，是他家的大事。”

　　吴丽萍、吴丽芳是今年万宁市公安局补发户口的第1702个、第1703个“黑人”。

　　越级报告

　　陈海英要求市政府补办村里“黑人”“黑户”的户口，解决历史遗留难题

　　今年38岁的苏丽霞虽然皮肤黑一点，但打扮年轻，穿连衣裙，眉毛纹得又细又黑，染了淡黄的头发。她灿烂地笑着：“女人天性爱美。我买几块钱一瓶的染发剂，自己染的。”

　　万宁市礼纪镇茄新村委会支部书记陈海英，穿白衬衫外套职业装，50岁了，像城里的职业经理：“我们要打扮得时髦一点，要不别人会认为我们傻。”

　　记者看到，她们穿着和万宁市区的妇女一样大方漂亮。

　　但在今年4月初，苏丽霞笑不出来，倒哭得出来。

　　苏丽霞的女儿高彬12岁、儿子高元庄10岁，都是“黑人”。

　　陈海英说：“村民认为小孩生出来了，反正政府会管，不把户口当回事。”

　　陈海英在村里还有一个职业：接生婆。“我读过万宁卫校，当过赤脚医生。她的女儿和儿子，好像都是我接生的。”

　　女儿高彬在思源学校读书，老师问她：“你为什么没户口？回去问你妈在干嘛？这么久不给你办户口。”老师也烦，没有户口学生不能建档，不能办学生卡，补助金领不到。

　　“我是不是捡来的？为什么没户口？”高彬问妈妈，大哭起来。这样的场景反复出现。

　　于是苏丽霞三天两头找陈海英哭诉。

　　其实，陈海英为村里的“黑人”“黑户”找派出所、找镇里，也已经无数次了，“2006年说给解决，审批表都填了，最后又没消息。”她同样笑不出来。

　　没有户口的不仅苏丽霞一家，全村有291个“黑人”。

　　茄新村三面环山，西边牛岭，东边盐岭，南边是牛岭和盐岭重叠的山峰。北边平坦的路没有开出来之前，村民需翻山越岭走羊肠小道才能到南桥镇。“10多个人抬一个病人，要走2个小时。”陈海英说。南桥镇有医院、银行、商店，村里人一般都去南桥镇。

　　“村里没什么事做，仅靠槟榔收入。”陈海英说，全村2026人，前几年种常规水稻，亩产一造仅300到500斤，都不够吃，2006年改种杂优稻，一造最少有900斤。不懂种瓜菜，没钱买种子化肥。“陵水一家公司来村里招工，没户口没身份证的不要。没有户口的人都闲在村里。”

　　陈海英历数“黑人”的痛苦：不能考中学、考高中、考大学，准考证要对身份证号码。不能享受学杂费、课本费减免，领不到补助金。领不到种粮补贴，去年每亩补贴125.20元，钱是财政所打到惠农“一卡通”的，没户口办不了“一卡通”。60岁以上老人领不到每月70元的补贴，没户口，谁知道你是哪里人、多少岁？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没户口不能报销医药费。外出容易被当成流窜犯，只能呆在村里。坐不了飞机、动车，住不了旅馆，都要身份证。村里选村干部，没资格投票，没身份证哪有选民证？

　　黄好明说：“这个‘黑人’群体的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民主选举等公民政治权利无法享受，容易给社会带来很大压力。”

　　11月2日在茄新村委会附近，记者看到很多槟榔树的叶子黄了。分管文书的村委会干部陈祖全说：“槟榔树得了黄化病，过几年就会死。村里有8000多亩槟榔，但收入少，一斤卖3块钱。椰子一块钱一个都没人要。”村里的文字材料一般都由他来写。

　　陈海英和村干部陈祖全反复商量，一定要让贫困的村民享受到国家的惠农和惠民政策，决定越过镇政府，直接给市政府反映村民没户口的痛苦生活。原来是准备写信的，结果弄成了报告。

　　越级报告就这样出来了。全文如下：

　　关于要求补办漏登和出生未登记户口的报告

　　万宁市政府：

　　在落实惠农“一卡通”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中，发现我村尚有291位村民没有户口登记，其原因是1998年办理第二次户口登记时，我村外出打工人员较多，父母虽然在家，但大多数老人是文盲，忽视户口登记，还有些小孩因证件不全（结婚证、准生证、出生证），导致户口失漏登记。户口登记与孩子们上学密切相关。今年我茄新小学27位六年级毕业升学考试，其中14人没有户口，学生没有户口，学校无法建立学生档案卡，这些孩子面临失学。还有176位学生是一至五年级没有户口，学校也无法建立档案卡。为了帮助解决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恳请市政府帮助这些户口漏登记的村民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特此报告

　　礼纪镇茄新村委会

　　2012年4月27日

　　这份文字语法不是很准确顺畅的报告，丁式江不仅看到了，还在市委常委会上作出快速解决难题的部署。

　　万宁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张兆腾和市公安局分管副政委刘运平跑遍17个乡镇、4个农场，调研的第一个村是茄新村。黄好明说：“我们和派出所的民警一起，挨家挨户调查。”户政股原本不配车，因为要进村入户调查，局里破例给配车。他笑了：“是一辆旧车。每个月给300升汽油。史无前例。”他调查的第一个村也是茄新村。

　　苏丽霞是最早补办好孩子户口的人之一。5月19日，她填写审批表，村支书陈海英作“情况属实”意见，盖村委会公章。驻村民警李新跃5月30日开始调查苏丽霞两个儿女的“黑人”情况，确认她们之间的母女、母子关系。6月18日，所长陈文批示“同意登记入户，报局领导审批。”6月21日，户政股股长黄好明批示“同意落户，报局领导审批。”7月3日，分管副政委刘运平批示“同意。”随后，派出所把新户口簿送到苏丽霞家里。

　　8月13日大清早，刘运平、黄好明把第三批补办好的户口簿送到茄新村，至此，村里的“黑人”“黑户”不复存在。

　　让陈海英没有想到的是，越级报告不仅解决了村里的历史遗留难题，还给全镇、全市的“黑人”“黑户”带来新生活。

　　拿到新户口簿的苏丽霞狂喜，“我中大奖了！”她细算：“两个小孩户口办好了，一人一学期拿补贴450元，一年1800块钱，不是中大奖吗？”

　　一管到底

　　孤寡老人陈月连没有享受到政府养老福利，蔡亚忠决定帮她办养老手续

　　北大派出所所长蔡亚忠在黎苗山区呆了整整18年，从普通民警干到所长。常年在深山村寨里打转，他的脸晒得很黑，不穿警服时就像山里的村民。“我和山里村民打成一片，群众都信任我。”

　　北大镇大，地广人稀，山路难走。“出警最远的50公里。”所里只有5个人，但北大镇的“黑人”在各乡镇中属于较多的，有270多人，到村里调查核实时人手不够，所长也要一马当先。今年8月调查询问黎族阿婆陈月连时，他就是询问人。

　　从北大镇政府出发，在山谷狭窄的村道开车半小时，到了群山环抱的尖岭村，往山里再走两三公里，就是庙后村民小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几座房屋院落，82岁的黎族阿婆陈月连就住在这里。记者跟随蔡亚忠回访陈月连老人。

　　11月3日，陈月连老人心情开朗地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尖岭村干部王光月当了记者的“翻译”。陈月连说：“老公死得早，儿子30多岁死的，记不清死了多少年，快20年了。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走了。”中年丧夫，老年失子，陈月连老人全摊上了。但她不沉于悲伤，顽强地活着。

　　“以前年轻时都不知道什么叫户口。有田种，有木薯木瓜吃，要户口做什么？最近几年人老了，吃不了几年饭，也不管有没有户口了。”陈月连老人笑了。

　　蔡亚忠说：“生活在偏远山区的黎族苗族同胞，长期没有户口概念。”

　　庙后村民小组长黄宏量手往山上一指说：“3年前，她一个人住在那边山上的破寮屋里，没有人照顾。”

　　陈月连老人一个人住时，在山上种木薯，给人看槟榔园、除草，换米吃。“年轻时种水稻，老了不种了。我吃木薯，木薯切片刨丝，和米一起煮。吃地瓜叶，木瓜煮汤，有钱时买一点肉。”

　　“我耳聋了，眼花了，经常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小病拖着，没有钱看病，我自己走不到医院去，要亲戚带我去。”她早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户口，作为孤寡老人没有政府养老补助，没有60岁以上老人每月70块钱补助，没有医疗证，享受不到孤寡老人医药费全报销的福利。

　　“村委会很穷，没有什么收入。”王光月说村里帮不了她，“要是打台风，有慰问品，就送一袋米给她吃。”

　　41岁的王芹和82岁的陈月连老人，都是从万宁与琼中交界的三更罗镇嫁到尖岭村的，王芹说：“她是我表姑。”3年前，她把表姑从山上的破寮屋接到家里来住，“我老公也同意把她接到家里养老。”她是完全自愿的，村里没有人逼她、劝她，村里也不给她任何米和钱的补助。

　　王芹家的户主是老公黄成和，黄家是红砖瓦屋，进屋要脱鞋，灰色的水泥地面擦得很亮，家里床铺干干净净，客厅里一台旧电视机，4个铁皮围成的谷桶堆满稻谷，除此之外，家徒四壁。

　　为什么同样贫穷的王芹会主动为陈月连老人养老？她完全可以不管。给孤寡老人养老是村里的事、镇里的事、市里的事，绝对不是远房表侄女的事。黄好明也是黎族，他从黎族的传统习俗解释王芹的敬老行为：“我们黎族认9代亲。王芹和陈月连老人才两代，对黎族来说是很亲的。她要是不养陈月连老人，人们会说她们家族的人死光了。很没面子。”

　　“村干部说，60岁的老人都有补助。领补助要户口，我就办户口了。”陈月连老人说起办户口的缘由。

　　蔡亚忠说：“我们到村里调查，发现陈月连老人没有户口，领不了补助，突击给她办，今年9月5日给她办好户口。”

　　陈月连老人说：“户口办好后，医疗证拿到了。老人补助还没有办回来。”她拿出医疗证给大家看。

　　王光月只知道老人每月有70块钱补贴，他和黄宏量都不知道陈月连老人应由政府养老，连医药费都全部报销。

　　当听说政府负责给孤寡老人养老送终时，王光月说：“老人不想去敬老院。她侄女也不会让她去。”他不知道孤寡老人在家养老，仍然有补助。

　　民政部门提供的信息是，2012年上半年，海南农村五保月人均分散供养标准为288元。也就是说，加上70元老人补助，陈月连老人每月能获得补助金358元。

　　蔡亚忠准备过两天找镇里的领导，专门说说给陈月连老人办农村五保养老手续的事。“市公安局要求我们，为群众办实事要跟踪到底，把好事办彻底。”陈月连老人办农村五保养老手续，对蔡亚忠来说是分外事，但他决定一管到底。

　　蔡亚忠要走了，陈月连老人站起来，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嘴里重复嘟哝着一句话：“共产党好，政府好。”

　　拯救春来

　　东澳派出所以最快速度办好蔡春来户口，使她能接受救助，及早做心脏手术

　　11月4日中午，万宁市东澳镇明灯村委会溪头坡村的蔡光旭老两口从地里回来。看到家门口站了好几个民警，59岁的陈方兰急问：“是不是我孙女出事了？”未等到回答，就毫无掩饰地咧嘴大哭起来。张哲赶紧说：“你孙女没事。”他和黄好明是来回访的。

　　儿子蔡杨龙患强直性骨柱炎病，身板挺得直直的，不能弯腰，不能坐下。“13岁时腰痛，才发现得了病。”他站着大便，蹲不下去。结婚了，但他不能生孩子，老婆是广西人，也无法生孩子。两人都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一对苦命人。

　　“我怕儿子、儿媳老了的时候没人照顾，想抱养一个孩子，养大后照顾他们。”蔡光旭说。

　　2007年5月底，一位妇女在万宁市妇幼保健所生下一个女婴，是二胎，有出生证。家里两个小孩都是女的，想送走一个。蔡光旭闻讯急忙赶到医院，两家友好协商，达成收养协议。“女孩出生的第二天，我们把她抱回了家。”蔡光旭给孩子取名“春来”，叫蔡春来。他希望孙女春来带来好运，让家里的春天早日到来。

　　蔡春来一开始给沉闷的家带来欢笑，接着，家里春天没来，寒冬倒先来了。她一岁时生病，到医院检查，是先天性心脏病。

　　坐在养母怀里的蔡春来，脸庞俊秀，一双漂亮的眼睛，很乖巧。细看她的指甲微微发黑，嘴唇是黑色的。陈方兰摇着手说：“她不能跑，走一段路气就喘不上来。坐车嘴都发黑。”

　　抱孩子到万宁市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说要动手术。蔡杨龙说：“动手术要18万元。”

　　身体健朗的蔡光旭年过花甲，仍是家里唯一主劳力，家里有2.4亩土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辣椒。他的手指布满老茧，手掌皮肤皱褶里沁入尘土。全家老少5人，除他之外，全部吃低保。陈方兰说：“我父亲经常给我钱，家里日子很困难。”她父亲80多岁了，每月有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

　　5岁小春来知道自己有病。“她说，奶奶，快点把我治好，我要上学。”陈方兰说，“我说没有钱给你治病，她大哭起来。”

　　今年4月的一天，小春来在院子里玩耍，不小心跌倒，细小的右手摔骨折了，右手腕骨顶着皮肤突出来。到万宁市人民医院看病，医生不敢动手术，要他们赶紧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去。“省里的医生说，要先做心脏手术，才能做接骨手术，要10多万块钱。”蔡光旭说，“没有这么多的钱，我只好带孙女回家。医生说，不动手术，她只能活两三年。”

　　小春来3岁就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没有户口，医药费不能报销。“我孙女这样的病，听说慈善基金会能给一些钱。”蔡光旭说，也要有户口，民政局才给办。

　　5年前收养小春来时，蔡光旭以为两家说好就可以，没办收养手续，而没有收养手续，办不了户口。他问好几次，都办不了。

　　今年7月13日11点钟，村干部陪着，蔡光旭带着孙女到东澳派出所，民警黄平接待。“我很同情小春来。”他把局里发的30个鸡蛋送给爷孙俩。指导员卓旭曦路过，问清情况后，看到小春来的拖鞋裂了，从口袋里拿出500元给蔡光旭：“给孩子买鞋、买衣服，买点营养品。”接着对黄平说：“以最快速度办好小孩户口。”吩咐从食堂给爷孙俩端饭菜。协警员龙策河顾不上吃饭，先给爷孙俩端来饭菜。菜是豆芽、豆腐、炒肉片和炒蛋，小春来吃得香。

　　当天，驻村民警蔡绘祖签字同意入户，户籍民警黄平签字同意入户，指导员卓旭曦签字同意入户。3天后，户政股股长黄好明签字同意入户，5天后，分管副政委刘运平签字同意入户。蔡光旭拿到新的户口簿，蔡春来名字赫然在册。黄好明说：“这是万宁市公安局办得最快的户口簿。”

　　9月3日，蔡光旭带孙女到海南省农垦总医院就医，医生决定对小春来做心脏手术。9月6日，万宁市民政局决定给予小春来医疗救助，“同意其医疗费用按进入报销范围的医疗费用除去农村合作社医疗报销后的60%给予救助。”

　　蔡光旭说：“我不怕一切困难，一定治好孙女的病。”他正在办孙女从市人民医院转院到省农垦总医院的手续，办完就动手术。

　　临别前，黄好明、张哲抢着各自陶出200块钱，硬塞给陈方兰老人。她声音哽咽：“感谢党，感谢政府。”

　　（本报万城11月22日电）

　　记者手记

　　捐钱谢恩

　　苏丽霞不让记者去看她的家，“我家很穷很破烂。”她家在离村委会1公里多的土家村民小组第五小组，在一块平缓的山坡上，红砖瓦房，客厅宽敞，两边的墙上都有燕子做的泥窝。客厅开着32寸的液晶电视，但牌子看不出来，“几百块钱买的，还送一台手机。”估计是翻新的杂牌电视机。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四间房屋仅摆放木头床，可谓家徒四壁。几根木柱子架起厨房，四面透风，没有墙，没有瓦，都用塑料薄膜围着。

　　“中大奖了，我想该怎样感谢市公安局？我最先提出上门谢恩，带着村里的姐妹们一起去。”苏丽霞提议送3面锦旗，一面锦旗送新梅派出所，一面锦旗送市公安局户政股，一面锦旗送市公安局，再送一条横幅。

　　“在村里镇里买不到锦旗，我们到万宁市区订做，花了900块钱，买炮竹100块钱，包一辆中巴车300元，共花1300元。”苏丽霞说。“1300块钱是我们大家捐出的，我捐得最多，120块钱，村里姐妹有捐100块钱的，有捐50块钱的、10块钱的。多少都是个心意。”

　　8月21日上午9时，万宁市公安局大门口突然响起了鞭炮声，苏丽霞、陈海英、文秀兰、陈金花、高妹等30多个女人和孩子，向张兆腾、刘运平及黄好明等民警送锦旗致谢。

　　“我的体会是，对群众有一分热情，群众会给十分回报。” 张兆腾向丁式江汇报了接受村民锦旗时的情景。丁式江看到他的眼里泪花闪烁。张兆腾说：“这是茄新村群众谢党恩、谢人民政府恩。”

　　张兆腾至今都不知道，苏丽霞她们是在家徒四壁的状况下，从自己和孩子嘴里扣下钱来买锦旗谢恩的。如若知道，他内心将如何承受人民群众的捐钱谢恩之重？

　　（本报万城11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