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文”字出现59次。从甲骨卜辞等文献来看，商代尚未摆脱原始粗野状态，鲜少考虑对人格、精神的提升。周代则注重以“文”来发掘人的价值，力求高雅与文明。《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诗经》时代制礼作乐，文风弥漫。

　　文德政治

　　西周推行文治，崇尚“文王之典”，多以文德而非武力来治理天下，以德性而非霸道来协调社会关系。殷商时期，周偏安于岐山之下，它的兴起与文王密切相关。文王以德治岐，积善行仁，大化天下，使许多诸侯臣服于周。在修文德、行文治方面堪称典范。“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周颂·武》），文王开创文治，福泽后人。以至到孔子时，仍将文王视为文治典范，并以其后继者自居。即《论语·子罕》所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武王灭商后，“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尚书·武成》），“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周颂·时迈》），推行文治，志在建立文雅有序的道德社会与文明国家。周公制礼作乐，将文王开创的文德政治落实为具体制度。通过礼乐，使周人从野蛮状态摆脱出来，万事依礼而定，举止依礼而行。西周的文德政治，可谓起于文王，成于周公。

　　周代的文治传统蔓延于外交、军事领域。春秋时期，邦国之间赋诗外交，多有含蓄文雅之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重耳流亡于秦，秦穆公宴请重耳。宴会上，重耳吟《小雅·沔水》，沔水归大海，以表达自己对秦国的尊重和向往。秦穆公吟《小雅·六月》，暗喻将助重耳为君，复兴晋国。重耳连忙拜谢。可见通于诗意、长于文采是外交成功的必要因素。甚至，在军事上仍可看到文德的影响。《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取得邲之战的胜利以后，不仅反对收集敌人尸体展示武功，反而大讲用武之德。“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从文字构造的角度，说明用武必须以文德作为统领。《诗经》所彰显的文德政治，弥漫于邦国内外，铸造了有周一代包容文雅的气魄。

　　文化生活

　　周人尚文，还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的雅化，涵盖了服饰、仪表、器物、礼仪等方面。

　　中国历来是衣冠上国，在服饰中蕴含着尚文精神和精深的礼仪。周人的服饰以色彩、规制等的不同，来体现不同的身份等级。《礼记·月令》云：“季夏之月……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染官给丝帛染彩，制作不同的旗帜和官服，区别贵贱等级。不同官爵穿不同命服。

　　周人讲究威仪之美。周人擅长用佩玉、飘带等饰物，来使仪态婀娜有度。如《郑风·有女同车》云：“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其将遨将翔之时，所佩玉饰叮当作响，行步皆中节律。《礼记》也曾记载了玉在周人仪态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礼记·玉藻》云：“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君子穿好朝服之后，要先练习上朝的仪容，听佩玉的鸣声是否与步履协调，然后才能出门。可见，玉已经成为礼仪的一部分，君子借玉以养成良好的威仪。

　　周代的器物，无不精致考究。《诗经》出现了簋、笾、豆、登、房、匕、俎等种类繁多的食器，以及不同功能的酒器。如壶、罍、觥、卣等盛酒器，爵、斝等温酒器，匏、斗、瓒等舀酒器，尊、觥、爵等饮酒器。兵器除了实用，也讲究形制的精美。在周代，用度器物所呈现的文化含量，前所未有地高涨。

　　周代百礼皆至。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仪”二字当作一个词来使用，就见于《诗经》。《小雅·楚茨》云：“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正是《诗经》的记载，展示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周礼之盛。祭礼、燕礼等诸多礼节仪式，无不周密完备。《小雅·宾之初筵》云：“烝衎烈祖，以洽百礼。百礼既至，有壬有林”。“至”形容礼仪完备，“壬”形容大，“林”形容盛，连用三词来显示祭礼的重大完备。可以说，周人的吃穿用度、行走坐卧，无不纳于礼中，呈现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姿。

　　周代自上而下弥漫的文风，并非单纯追求外在形式之美，旨在培养德性文雅的君子。《卫风·淇奥》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君子切磋琢磨以修炼美好的品德，塑造文质彬彬的气质。因为对“文”的崇尚，周代贵族多以“文”为谥号。贵族女子中，也有以‘文’为称者，如晋之文赢，鲁之文姜等。”

　　《诗经》时代的贵族对“文”推崇备至，普通民众也是尚文的。周代宗法分封制度将贵族与平民纳入同一网络，在紧密交织的关系中，贵族势必将其言行举止、审美情趣传至下层社会，形成一以贯之的文雅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