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金鱼图》是清代画家虚谷创作的一幅纸本设色画。
颐和园长廊上的金鱼彩绘。
《山海经》内页。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
■ 仲冬梅在中国，金鱼自古就是一种象征着吉祥、喜庆和多彩生活的生灵。几千年来，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从文人墨客到能工巧匠，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金鱼的喜爱。绘画、瓷器、玉雕、漆雕、刺绣、花灯、风筝等传统艺术中，金鱼的形象无处不在，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金鱼文化。
金鱼最早出现在《山海经》
在汉字中，金鱼的“鱼”与“余”同音，因此，金鱼就有金余的口彩。人们为了寓意年年有余，吉庆有余，经常将有金鱼形象的饰物带入家中。在颐和园的长廊彩绘中，在各地民居的砖雕石刻或者窗格壁画里，金鱼的形象无处不在。过年时，在窗户上贴上金鱼剪纸的窗花，墙上挂上杨柳青的金鱼年画，桌上养一缸锦鳞闪闪的金鱼——元宝红，大门上再贴上一幅大红对联，写着：“岁岁进元宝，年年有金余”。金鱼又与金玉谐音，金在古语中常代指女儿，玉一般代指儿子，所以金鱼满塘就是金玉满堂，象征子孙满堂，人丁兴旺。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国金鱼以及由它衍生出的金鱼文化，无疑是这条宽博深邃的大河之中一朵精致美丽的浪花。
《山海经》“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这是有关金鱼的最早的模糊的记载。据此可知，自然本身存在着稀有的美丽颜色的鱼，人们喜欢这些美丽的生灵，经过人工精心选育，才繁殖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斑斓多姿的金鱼。南北朝时期，祖冲之在他的《述异记》中记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可见在东晋时期，“赤鳞鱼”还是一种奇异的存在，一旦遭遇，值得大书特书。
稍晚的任昉在其所编撰的《述异记》中，则记载了金鱼神的故事：“关中有金鱼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金鱼跃出而雨降。”这是已知史料中最早出现的“金鱼”一词。那个时候，金鱼，还是传说中能行云布雨的神奇存在，足以说明金鱼之罕见。
嘉兴是较早饲养金鱼之地
齐梁时代，是佛教大兴的时代。《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与之水食，为其解说大乘经典，诸鱼闻经后，皆生仞利天。”所以，鱼就成为佛教徒喜欢放生的物种了。而金鱼，以其罕有且吉祥的颜色，自然就成了放生的最佳选择。大约此时，金鱼的人工驯养就开始了。经唐至宋，金鱼虽然依旧是稀罕之物，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在北宋早期，梅尧臣有《金鱼池》诗：“谁得陶朱术，修治一水宽，皇恩浃鱼鳖，不复取垂竿。”年岁略小的王安石也有《金鱼池》诗存世：“纷纷水中游，岂是昔时鱼。吹波浮还波，竟食糠秕余。”北宋后期，曾为秀州令的陆蒙老在他的《嘉禾八咏》中就有一首《金鱼池》的诗：“池上春风动白蘋，池边清浅见金鳞。新波已纵游鱼乐，调笑江头结网人。”随后，郡守周邦作《和嘉禾八咏》，其中也有《金鱼池》的诗：“休问汀洲采白蘋，观鱼且钓谢池春。月壕咫尺无多地，一簇烟波属野人。”这里的嘉禾是今日的嘉兴，可见，嘉兴是较早饲养金鱼之地。
其实，与梅尧臣和王安石同时而稍晚的苏轼，也有诗写到金鱼，只是他诗中的鱼，名字多了一个字，不是“金鱼”，而是“金鲫鱼”：“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这首诗的题目是《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由此至少我们可以得知两个信息：杭州，和嘉兴一样，是早期饲养金鱼之地；金鱼就是由鲫鱼驯化而来——这一点，也为当代的科学技术所证实：金鱼与各种鲫鱼交配均能顺利孵化后代。
到了南宋时期，金鱼的养殖已经颇具规模。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他的《桯史》中有一则有关金鱼的小文：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为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 的皪若漆， 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曰：“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文章不但详细记载了当时金鱼的品类之多，还提供了苏舜钦（字子美）和苏轼的诗作为佐证。
南宋晚期，程公许悼念朋友姚高士，有诗说“金鲫鱼犹涵藻间，玉蕤香未破梅花。人生转眼皆泡幻，勘破须饶老作家。”用金鱼活跃在水草间，梅花尚未开放，来感叹人生的虚幻，友人的离世。金鱼微物，更衬出人生的脆弱和短暂。
明清时期，饲养金鱼已经成为风气，作为都城的北京也已经有了成规模的养鱼池，成为金鱼的出产地和集散地。《燕都游览志》记载“鱼藻池在崇文门外，俗呼曰金鱼池，以供市易。”此外，《帝京景物略》《顺天府志》都有相关记载。清代学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还详细记载了金鱼的饲养之法，从辨别雌雄到喂鱼、以及鱼如何度夏越冬乃至生病如何调理等，都有一套细致完整的办法，可见其时饲养金鱼经验之丰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套经验，来自一位名叫宝奎的武官。
金鱼入诗入画入小说
金鱼是如此惹人喜爱，自然免不了入诗入画。蒲松龄还将之写入小说之中。写一个人送朱鲫给一位贵公子，家中没有得力的仆人，只好派一个老佣人前往。那个老佣人为了办好这个差事，到了公子的府门前，特意倒干净了水，要了一个好看的盘子来，把朱鲫一条条地摆好，才送进府里去。送到公子眼前的时候，鱼已经死了。这个故事，不管蒲松龄用意何在，都是利用了金鱼是观赏鱼而不是食用鱼的知识来制造戏剧冲突。
小说难免嘲讽，而入诗入词，就别有情致。清人樊增祥有组词《恋绣衾》，其五上阙：“瑶华池上金鲫鱼，唼圆荷，盘露泄珠。俯清漪、金钗欲溜，睡起来，云鬓乱无。”借金鱼在池水中游动的活泼姿态，引出女子的美丽姣好。这词虽然不是很有名，却让我很感动：既吻合闺门秀女的身份，也遥遥呼应了《诗经》中那些鸟兽草木诱发的春情。时代虽变，礼教虽变，人心未变。
其实，相比于诗词，金鱼的色泽与姿态，更适宜入画，是画家的心爱之物。比如清代有《紫藤金鱼图》，现代则有得到徐悲鸿赞誉的画金鱼的名家汪亚尘。
诗也好，画也好，金鱼作为生活的细节频繁进入文人的视野，根源在于喜欢金鱼的人群广大。养金鱼，可以富养，开凿池塘，养花养草点缀其间，雇请专人饲养是一种养法；弄几个大鱼缸放在院子里来养，也是一种养法；再不济，狭小的房间里，一只小小的金鱼缸养上三两只，绚烂的色泽，瑰丽的姿态，也能为陋室生辉。真是消弭了阶级壁垒、适合各种人群饲养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