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重要观点: 为官六事“廉而为首” 2024年05月17日  

苏轼画像。资料图

  ■ 管仲乐

  【编者按】

  近期,儋州市东坡书院“劝廉园”正式开园,园区主要通过“家风世传”“清风正气”“追慕苏词”“居琼雅趣”“千古一人”五大板块,展示廉吏苏东坡传奇且廉洁的一生。

  而借由深入梳理更多有关苏轼廉迹的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廉政思想由来有自,具备哲学基础,且有超越前人之处,对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苏轼不仅为我国极负盛名的文人,同时也是历代士大夫的楷模。其六十六载的人生中,从政逾四十年。从京畿到地方,从政要到流寓,不管身处何种境地,皆能作出政绩,堪称能吏之代表。同时,苏轼对自身官德也有着尤为严格的要求,他在《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中提出:“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使其成为一名廉吏,所到之处总能兴利除弊。民本、惩腐、倡廉、节俭、自律等词汇都成为苏轼为官风格的代名词,其言、其文、其行也处处折射了这位“千年英雄”的廉洁本色。

  澹泊财物, 

  使小偷空手而归

  苏轼的清廉品质可溯源至其日常生活中的节俭朴素。他写于黄州的《节饮食说》,顾名思义为节制饮食之意,文中阐述了他的饮食理念,“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日安分以养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日省费以养财。”可见,苏东坡虽然热爱美食,却反对毫无节制的饕餮。在他看来,每天饮食不超过一杯酒、一个荤菜即可,哪怕贵客来访亦不超过三个荤菜。若苏轼受到邀请,也预先告知对方标准,如逾越标准便不赴邀,并总结好处有三:一是心安理得,增长福分;二是宽解胃肠,培植元气;三是节省费用,积累财富。苏轼一生多舛,见惯黎民疾苦,这都促使其形成了勤俭节约的性格。曾慥《高斋漫录》曾载:“东坡尝谓钱穆父曰:寻常往来,心知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可见其对于口腹之欲的节制。

  在工作中,苏轼延续了节俭之风。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任密州知州,适逢密州遭遇灾荒,连年歉收。引发黎民居无定所,最终大量民众无奈沦为草寇。苏轼的《超然台记》记载此种局面:“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他面对此种案件频发,社会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大力赈灾。缉拿盗贼,一方面以身作则挖野菜充饥,并作《后杞菊赋并叙》记录其挖食野菜的经历:“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行文乐观畅达,并发出了“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的超然之慨。

  苏轼不重外物,经常赈济他人,导致自己家徒四壁,《东坡志林·梁上君子》曾记载其宅“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由于苏轼对于财物的澹泊,导致梁上君子空手而归,也可称之为美谈。

  读史感触,

  少年立志当廉吏

  苏轼从小就以廉吏为榜样,《宋史·苏轼列传》记载,苏轼十余岁时读《后汉书·范滂传》,受到感触而跪请其母曰:“儿愿为滂,母亲许我乎?”母大喜答之:“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乎?”为官后,苏轼无论居于要位还是偏居一隅,也始终牢记“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的家训,恪守清廉的准则。

  苏轼曾作《六事廉为本赋》专门论述为官者廉洁从政的重要性。文曰:“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六事”源自《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是周代考评官员的六方面标准,亦即善良、能干、恭敬、正直、守法、明察。

  苏轼在《周礼》基础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是“以廉而为首”。苏轼认为,在“六事”中,保持清正廉洁是第一位的,这无疑是为官从政者必须时刻牢记的,是十分正确的;二是“举其要兮,廉一贯之”。这就是说,在为官从政的过程中,要把廉洁自律贯彻到整个从政的过程,一以贯之,而不要半途而废;三是“功废于贪,行成于廉”的观点。苏轼总结了历代从政的经验教训,述清了保持廉洁为官的重要性。

  因此,苏轼名句“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可进一步理解为“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的“谏买浙灯”“扬州罢会”“课百官”等疏章都反映了苏轼以民为本的思想。

  廉政哲学,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苏轼于《范增论》一文提出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观点。文中苏轼针对陈平用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之史事,提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也就是说东西总是自身先腐烂,然后虫子才会寄生,说明事物总是自己先有弱点,然后才为外物所侵。

  苏轼为官,始终秉持正义、“循理无私”。《苏氏易传·坤卦》中云:“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又在《上曾丞相书》中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苏轼认为摒除私欲才是“通万物”的最终之理,这也是苏轼廉政思想的哲学基础。

  南宋魏了翁称苏轼主持科举考试期间,“不惟遗其门人,虽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遗。”《宋史·文苑传·李廌传》载:“李廌六岁而孤,能自奋立,少长,以学问称乡里。谒苏轼于黄州,贽文求知。”颇受苏轼赏识,苏轼曾写信给友人,介绍李廌说:“近有李廌者,阳翟人,虽狂气未除,而笔势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势。”李廌科举临场发挥不佳落第,令苏轼“无不骇叹”,甚是怅然。但苏轼并未利用手中权力,而是特地写《余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诗予以安慰鼓励,李廌最终成为苏门学士中唯一的布衣。

  苏轼的秉公与严苛有着本质区别。元祐三年(1088年),苏轼主持科举,考试临近之时突降大雪,延缓学子进京行程。苏轼上朝廷《大雪乞省事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书:“臣窃见近者大雪方数千里,道路坚塞,四方举人,赴省试者,三分中有二分到阙,朝廷虽议展限,然迫于三月放榜,所展日数不多。至时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试不及,即恐孤寒举人,转见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最终,朝廷接纳了苏轼的建议,使众多举子得以顺利参加考试。

  苏轼虽生活在皇权为本的封建时代,却有着尤为真诚的政治理想。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提出:“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他希望这个世界存在一种永恒的道德秩序,百姓安宁、官员清廉、社会和谐,反之则“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苏轼也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当他在人生的尽头,挥毫写下“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功绩与黎民百姓的福祉结合在一起,早已忘记了在京城的富贵荣华,只愿留下一个乐观豁达、清明磊落的身影,即使笠屐着身,斜风细雨,依旧“负大瓢行歌于田间”,自得其乐,不改其志,这也是“东坡精神”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文献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