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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上舟在三亚接受本报专访。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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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3月,在三亚埃得瑞酒店与江上舟一起回味风雨洋浦20年,自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此次来海南,他是以海南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顾问的身份,为定址三亚的海南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出谋划策。
作为海南第一个博士副市长,江上舟在三亚推行过土地“新政”,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土地交易中心。“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就是他的发明。
61岁的江上舟,话语里多了些理性。但只要说起洋浦,他炯炯的眼神中,仍可透露出内心的澎湃,让人读到当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时的波澜壮阔和豪迈激情。
江上舟与海南和洋浦的特殊缘分,源自他刚回国时的一次调研。
1987年底到1988年初,海南筹备建省办经济特区期间,筹备组负责人许士杰和梁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组制定战略规划,江上舟是成员之一。专家组完成著名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后,其中4人留在了海南。后来江上舟又被省委书记阮崇武挽留,成为洋浦开发区首任掌门人。
阮崇武告诉江上舟,来海南前,中央嘱咐了他一件事:一定要把洋浦搞成功。
“现在,就想让你去干这件事!”
江上舟头脑中的使命感被激发和点燃了。
“洋浦风波”后,邓小平南巡讲话余音犹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洋浦开发区一开始就成为集特区、保税区、开发区政策于一身的中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田”。
在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留学8年的江上舟,就任“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后,麾下曾聚集了8个博士,公务员中一半以上具硕士学历。
他在开发区成立典礼的演讲中,“小政府、大社会”、“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两句话,后来广为媒体引用并被称为“洋浦宣言”。
开发区参考27个国家行政管理制度,设立7局1办,公务员一共66人,成为一个高度精简的“小政府”,这一管理体制至今在洋浦未有大的改变。一项政府职能只由一个公务员具体承办的“主办制”、一个公务员主办一项职能、兼管职能相近的几个部门的“ AB制”,今天的洋浦还在受用。
然而,江上舟对这些成就说的并不多,他对那些难忘岁月的追忆、对敢闯敢干的特区精神情有独钟。
“当年我们那么多博士、硕士,在那片荒野上顶着烈日搞规划,婆婆妈妈搞拆迁,靠的就是创业的激情,是‘拓荒牛’的精神。”
“当时在那片长满仙人掌的荒地上,每天投进去的资金就达500万元港币,这是破天荒的事。”
“现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又提出‘重塑特区意识、重振特区精神’,您认为意义何在?”记者问道。
“现在条件是好多了,但是同样需要特区精神,需要‘拓荒牛’精神,需要敢为人先精神。”江上舟回答。
江上舟特别说起于元平老先生,说他撤走前对洋浦一直是尽了力的,投下40多亿元的基础建设。那号称“北部湾第一高楼”的36层洋浦国际商业大厦,虽然一度荒废,但其建筑质量仍然是一流的。那时留下的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设计超前、质量超前。那时建设的发电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燃气发电机组。在2005年“达维”台风期间,“黑启动”再次为海南立了大功。
江上舟后来成为上海市经委常务副主任,在上海的芯片项目和大飞机项目上贡献卓著。2006年3月,他接替邓朴方,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回顾20年风雨洋浦路,江上舟感慨万千。他留恋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怀念那些与他一同奋斗的特殊“战友”。
“试验是有价值的,奋斗是值得留恋的。开拓的经历很宝贵,对人生来说是难得的,况且洋浦承载的是世纪伟人的期望。” 说起使命感,江上舟这样给洋浦第一代开拓者打分。
现在建设的保税港区,是又一个新的高点,相信海南人一定能以洋浦的现在和更加美好的未来告慰我们的总设计师。江上舟深邃的目光里充满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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