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起，赵殿武把自己每次讨房经历都写了详细的日记。10年来，他的日记写了三大本。翻阅这些文字，人们心头涌起酸楚。如今，他的这间房子终于有了盼头，可房子没有到手，心里还是不托底。 　　蒋主任态度和善，却拖了4年 　　今年70岁的国企退休工程师赵殿武，是沈阳市大东区珠林一小区的动迁户。1994年5月，他家拆迁。按政策，回迁后应该分给他家三室一厅房和单间各一套。他交完各类款项，办好手续，等了4年多，往大东区旧区综合开发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下称“旧改办”）跑了上百次，1998年终于分到了一套三室房。 　　大房子给了，就剩下那个37平方米的单间没给，总该快了吧？老赵没想到，这只是他讨房“马拉松”的起点，也是这三大本讨房日记的开头。 　　“1998年5月6日。到旧改办问蒋主任这个单间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他说你等一等，过几天再说。”赵殿武写道。 　　蒋主任是讨房日记中出现的第一位领导干部，赵殿武和他打了4年交道。 　　老赵对蒋主任印象不坏，他在1999年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的态度还挺好，咱还能说什么呢？” 　　问题是，在办公室经常见不到蒋主任的身影。从1998年到2002年，老赵往旧改办跑了大约两百趟，有很多时候蒋主任办公室的门是锁着的。 　　于主任慷慨激昂，却更难找 　　到2002年初，蒋主任调走了。 　　春节放长假上班的第一天，老赵找到了新来的于主任。这位领导听了老赵的汇报立马儿表态：“欠人家的房子，花钱买也得给人家！”但是，于主任又说：“具体情况我刚接手，不清楚。你找唐科长，让她找我说明情况，然后你再来。” 　　听到于主任慷慨激昂的表态，赵殿武兴奋了一阵子，以为这下终于有盼头了。哪知于主任更难找，2002年6月于主任进党校学习，7月旧改办搬家，老赵都不知该上哪里去找他。 　　到9月4日，于主任态度变了。他说：“我工资都开不出来了，你让我怎么办？你就回去等着吧，我们向领导汇报。” 　　韩区长说：“你怎么才来呢？” 　　其实，老赵的日记非常缺乏可读性，很多日子都一样，旧改办不是找不到人，就是告诉他“再等一等”，内容单调枯燥。仅2002年12月间，他就跑了最少10次，都徒劳。 　　终于，关于赵殿武单间问题的报告在这一年末（也许是2003年初）交给了区政府韩区长。但直到2003年4月3日，老赵才听到这个消息，他决定立刻去区政府。 　　4月8日，终于见到了韩区长。 　　“我告诉他动迁将近10年了，交款已8年，到现在房子还没给我呢。” 　　“他说，那你怎么才来呢？我告诉他，这些年旧改办就是拖着不办，一直说没房源。” 　　“他听后，气愤地质问，房子呢？盖的房子都哪去了？谁管的？他告诉我，你去找于连德，让他把你的情况和有关动迁手续的复印件都给我拿来。” 　　“我说，旧改办姓刘的办公室主任说，材料年前就交给区政府了。” 　　“他说没见着，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房子我还要处理他呢。” 　　“就这样韩区长走了。” 　　区委刘同志说：“我们相当重视，我们也下去查了” 　　2004年全年，旧改办只剩下两三个人办公，老赵去了几十次，根本找不到于主任。 　　等到2005年初，旧改办就剩下一个姓齐的值班。老赵问于主任哪去了，齐说：“我们还找他呢，谁知去哪了？多少个月不开工资，谁管我们呢？” 　　又是两年过去了。无奈之下，老赵想到了找党委。 　　此后几个月，老赵不停地到区委询问办理情况，又把全部材料重送了一套到区委，然而一直没有回复。2006年8月21日下午，老赵找到区委督察室刘云峰同志。刘说：“对这件事我们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也下去查了，现在旧改办已撤销，归属大东建筑总公司管。”最后刘让老赵去建筑公司找姓高的经理。 　　下午老赵到区建筑总公司找到高经理，他挺客气，说：“到204找薛军，他负责办。”找到薛，薛让老赵把材料再送一份来。 　　又过了半年，其间老赵找了薛军数十次，总共见到过两次。 　　“高经理我求你了，想办法给我办了吧” 　　2007年8月7日的日记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大早，老赵到建筑总公司三楼等高经理。等了两个小时后高经理终于来了。我拦住他说，“高经理我求你了，想办法给我办了吧。” 　　“他说，好，我找他们了解一下，让他们给你尽快办。” 　　“这样又把我打发回来了。” 　　2008年3月27日，记者来到大东区建筑总公司，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公司打算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给老赵解决问题，房子肯定是没有了，准备清算一下“旧改办”的资产，变现后争取给老赵多点补偿。 　　同日，记者又来到大东区区委找到刘云峰，刘说，“我很同情老赵，把他的材料也转给了区委领导，领导也有批示，要求尽快解决。” 　　（据新华社沈阳3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