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新著小说《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悄悄的发售了。前几年，国内关于描绘“小人物”和“边缘人”的小说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了创作的关注点。但近些年，随着商业题材的不断走俏，能够深刻地反映时代进程，刻画“小人物”和“边缘人”的小说逐渐沉寂了下来。就这个时候，农民工刘跃进突然叫了一嗓子，引起了我的关注。 　　刘震云为小说精心设计了一个二元对立模式：以主任严格为代表的强势阶层和以刘跃进为代表的弱势阶层；以高档餐厅、酒店（别墅）为代表的奢华生活和发廊、厂房为代表的贫贱生活。这意味着故事的展开环境，从一开始就充满悬念和动荡，让观众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里游离，体验着两种人的生活差异。情节中充满了猜忌和博弈，构成了世态炎凉的城市浮世绘。 　　小说主角刘跃进是一名农民工，建筑工地上的厨师。我们可以不怀疑刘跃进原本拥有着质朴善良和精于算计的性格，但随着婚姻破裂、子女抚养和拖欠工资等原因带来的巨大压力，他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在城市生活里变得冷酷和虚假。他变得不认乡谊，缺少同情心，肆意嘲笑着在街头卖艺的老乡，甚至在他面前炫耀和夸大身份；他懂得运作权力，在建筑工人打饭有牢骚时，便以厨师的身份大声批评和吆喝；他精于算计，知道如何在风波中分散别人的注意力，以保全自己性命；他大胆追求感情，依恋着离过婚的发廊女老板；他敢于言利，即使在黑社会面前也不忘讹钱。反观另一个主角严格，他利用刘跃进的伪装，解决由离婚带来的财产危机；通过违法手段进行融资；精心布局，要挟主任等人，利用贷款拯救濒临破产的公司。 　　就刘跃进和严格两人相比较而言，一谐一邪，都在浮华都市的背后寻找生存之地，各自的命运都充满了幻灭感。但在寻找U盘的风波中，双方斗志斗勇，各种手段层出不穷，最后严格等强势人物输给了以刘跃进为代表的小人物，遭到惨死，这种结局却很有寓意。小说对小人物和边缘人的这种结局安排，不仅蕴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更是揭示出潜伏在当代农民工身上的巨大力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思想的逐渐开放，农民进城务工获取利益，已经成为常态。作为出现在城市里的新兴阶层，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获得社会的承认，他们依靠体力博取酬劳的同时，自身各方面观念和行为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刘震云以细腻尖刻的人文笔触深入到了现代农民工的群体意识。在城市多年打拼后，经过城市文化的锤打和洗礼，这个群体已经慢慢打开了禁锢的头脑，农民工刘跃进的标本意义在于，他们通过磨砺，告别了草根般的软弱和依附性，老练地懂得了如何在城市获得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