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等10余种语言，在近20个国家出版发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因《受活》、《丁庄梦》等备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出版了新作《风雅颂》。看了《风雅颂》的人说，“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而小说片段在杂志发表后，立刻有名校名师写好批评文章要毫不留情地还击。此时阎连科带话给编辑部的朋友，希望能在书出版后再发表批评文章，因为这部书稿辗转了多家出版社，让小说面世，困难重重。 　　来自内心 　　的精神自传 　　焦虑二字，成为贯穿《风雅颂》全书的主旋律。阎连科预料等待这部小说命运的，会是一片谩骂之声。他说：“说白了，如果没有《废都》，我会把主人公限定为作家，而不是一个研究《诗经》的古典文学教授。说得更透点，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我只是把我内心最无法见人的黑暗，坦坦荡荡写了出来，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来自心底的恶心。”阎连科称这部小说，是来自他内心的精神自传，是他灵魂的一次自我剖析。所以，连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杨科”。 　　清燕大学的名目，让人不由自主就产生了联想，也正因为如此，《风雅颂》引起了种种非议。写作三十余年，阎连科的小说很少被人对号入座，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87年，他以宋代理学家程颖、程颐的家乡为故事背景，写了他的成名作《两程故里》，结果人家全村二百号人，要来他所在的镇子滋事打架。阎连科说：“这事20年前发生在农村，不识字的农民对说祖宗坏话的人不依不饶，我还能理解。但是，时隔20年，如果高校教授认为这本小说挖了教育的祖坟，这件事的荒谬，就超出了这部小说本身的荒谬。” 　　用荒谬撬开 　　精神的真实 　　不过，阎连科也认为，比想象的荒诞更严重的是现实的荒谬。小时候，他常常看见镇子里有女人“鬼附体”后满地打滚，他三婶便拿个盛菜的盘子，里面放三根红筷子，不停地呼喊最近周遭死去的人名，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就是喊对了人名，被鬼附体的人，这时如果说：“我好冷呀，”你就得给他烧些衣服；如果说“我的房子破了”，那死去的人的坟墓就肯定被雨水冲了个洞，补过之后，那女人就又复归平静。阎连科说，当三根红筷子竖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假的”其实就是真的，这其中隐藏着写作的奥秘。童年的经历，或许影响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说“逆真实而行，用荒谬撬开精神的真实，也是小说之一种”。 　　阎连科还曾在饭局上遇见一个家乡修高速公路的负责人，对他说“如果你在《人民日报》上发我一篇表扬稿，我修高速路时，可以在你家那个小镇上留个口，让你开车直接开回家。”阎连科当然没在意这句玩笑，没想到的是，后来那条高速路没有在本该留口的镇子上留口，而是在远离镇子五里偏远的小村上留了个口。还有比这更让他莫名其妙的现实吗？在几年前旧版的北京地图上，在学院路的某个位置上，没有那里的一家大医院和高校的名字，居然有一家小小的面包房的名字，可以赫然醒目地出现在地图上，“看着高校或医院的地名可以在地图上被一家面包房所取代，就不难理解小说中杨科为什么会被送进神经病医院了。”阎连科如是说。 　　写作是精神真实与 　　荒谬现实的结合 　　有人说，阎连科近年的小说，争论不断，批评声此起彼伏，是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这时候来写《风雅颂》，题材从乡村忽然转向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挑起事端，无事生非”；他不断变换的写作形式，挤压着故事内容，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阅读障碍，这其实是为某些批评家在写作。 　　对于种种批评，阎连科坦然地说：“在这部小说里，我用扭曲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扭曲的故事。我在形式、内容、语言、对话、细节上，都做了最大的探索，这正是我要坚持的写作方向———精神真实与荒谬现实的胶着。写完《风雅颂》，我已进入五十岁的门槛，我不再逼问自己为什么写作，也不再管别人说些什么。我渐渐明白，写作也许就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窃，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去审逼着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窃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了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致死，都回答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去偷盗别人。”这就是阎连科今天写作和之所以这样写作的理由。 　　《风雅颂》关键词解读 　　[ 懦弱 ] 　　小说中，当主人公杨科看见妻子和副校长正躺在自家的床上，他鬼使神差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晴天霹雳地在他们面前跪下去，像倒下的一棵树要征服一座山，跪下重复说：“我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他的怯懦，以一种扭曲的夸张，变形在了读者面前。阎连科说，杨科“下跪”的举动，不是他的虚构。在河南，就有过一位副教授在第三年评教授时，推开评委的门，当场下跪，因为她听说这次竞争者中，还有校长的老婆，她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 无力 ] 　　小说中，当来自皇城的名教授回到乡村，村里人争先让他为孩子摸顶，仿佛摸顶之后就能考上理想的初中、高中、大学。讲到“农民对权力的盲目崇拜”这个话题时，阎连科说起一件往事：1998春节前，他回到河南老家过年，县长去给别人家拜年，路过他家，就顺道进去看了看，临走时说了一句话：“连科，以后有事情找我。”没想到，县长拔腿走后半小时，村里二十几口人就拥到他家，让他去找县长把村口的泥巴路修修。最后，为了不得罪村人，他只好悄悄实现县长开玩笑的“诺言”，自己拿出一万元，以县里的名义为村里修了一条胡同中的水泥路。 　　[ 伪善 ] 　　在《风雅颂》中，类似名师们一边抚摸着性服务工作者，从这些少女身上汲取着她们的青春，又一边道貌岸然地规劝她们回家种地从良。这样的讽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阎连科写到一棵长在猪圈旁的泡桐树，又粗又壮，可就是长不直，从半腰朝着猪圈对面歪，枝枝叶叶都躲着猪圈长，全村人都夸这树德行好，准备为20岁就守寡的奶奶做棺材，结果挖坑伐树时候才发现，树根全扎在猪圈那一边，“读书人就和这棵树一样，把根偷偷扎到猪圈下，把身子、枝叶躲得离猪圈十万八千里。”　　   （据《新京报》） 　　作者: 阎连科  　　书名: 风雅颂 　　页数: 332 　　定价: 29.0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 2008-6-1 　　长篇小说 　　《风雅颂》简介 　　按照该书腰封上的提示，《风雅颂》是一部荒诞小说：研究《诗经》的杨科，是在《诗经》的故乡，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也正因为如此，他被清燕大学的老教授看上，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为此，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已经定下亲的初恋情人玲珍。 　　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的奸情打破了杨科平静的生活，这个偶然的情节，联系到杨科连年评不上正高、他的“诗经研究”课越来越乏人问津等，不难理解这个失败者的境遇改变，其实是个必然的结局。而杨科的应对之道，从当场跪下连呼三声“请求你们下不为例”到最终出走、回乡寻根，其间所经历的，正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价值崩溃的心路历程…… 　　学界评论 　　对现实的 　　碰撞需要缓冲 　　■ 王尧 　　（评论家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 　　这部小说对于阎连科来说是有相当难度的。他改变自己小说写作中的乡土视角，调整了方向，转身透视知识分子的困境。这部小说原名是《回家》，我看过后，觉得这个名字会把小说的意义限定在“乡土”意识上，由新形式回到旧哲学。所以建议他改名，后来他改成了《风雅颂》，这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名字，但与内容贴近。 　　我想强调的是阎连科对中国文化、大学、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有自己的理解。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部小说并不是对某个大学的具体批判，而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思想精神状态的不满和质疑。阎连科当然不可能指出一条道路，小说中杨科逃回到乡村老家，最终又从诗经古诗城遗址出走。这些年，我也想提醒阎连科，写作速度放慢一点，对现实的碰撞需要缓冲。过度的焦虑和紧张，会使写作失去从容。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他的作品，不能总是处于张力之中。 　　读了心里 　　不舒服 　　■ 谢琼（北大中文系博士） 　　这本小说发表后，因为书中对清燕大学的描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作家定义它为第一高校，清燕大学里的湖，还有体制等等，都让人轻易地就想到北大，当然荒谬的种种故事又和事实不符，感觉作家好像是借用了这个背景来说自己的事，读了心里不是很舒服。 　　在我看来，作家在这部小说里将本土现实与异域主题的对接是有缝隙的。主人公杨科在书中把《诗经》比作中国的《圣经》，把“诗城”描写成伊甸园，但因为人自身的堕落，很难找到精神的归宿，对于这个结尾，作家显然是偷懒了。在小说里，作家理念先行，他把他对世界的看法引用了中国的现实并且扭曲了现实来作以解释。而我认为，所有观点应从现实生发而不是理念先行。 　　作家是否有能力忠于现实又总结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写出一个前后呼应叙述完美的故事，随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断深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越来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