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风闻海南省新闻出版局的老局长、一建省就担任文体厅副厅长的陈克勤同志，正在写这样一本书，不禁为他捏把汗：这可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当代人修史，亲历者多，众口难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无论怎么写都会惹来非议。而且，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当时觉得好的事，过后不见得好；当时觉得不好的事，过后不见得不好。读了这本书，才知我们的老书记许士杰同志临终前曾有重托，要求克勤同志不要离开海南，再过10年、20年之后，替他亲眼看看海南究竟能够建设成个什么样子，并写作这本书。仅凭这一点，我辈和许梁二老建省旧部，就都应该读一读它。 　　我属于20年前的“少壮派”厅级干部之列，工作岗位又在省政府的智囊团———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经常在各种场合，向来自中央和国内外各地的客人介绍海南，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对省情了解比较多的人。读了克勤同志的这本书，才知道自己原来懂得这么少。 　　从弥补个人知识盲区着眼，我认为这本书最好看的，就是从改革开放到海南建省这一段。我从中看到了许多虽然早就熟识，却远远没有真正了解的老前辈、老领导，他们的昨天可真不容易。 　　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许士杰、梁湘这两位功劳赫赫、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如何通过了小平同志、王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殊考试，再从二线重返一线，慨然担当起了领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大业的重担。在筹备建省到建省之初，许、梁二老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倾平生所积，从工作关系到战友感情，从社会威望到海外影响，统统无私地奉献给了海南。他们敞开胸怀延揽外脑，借助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帮助清理工作思路，仅仅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次软科学研究，就在方方面面的指导方针上统一了思想，使得全省上上下下众口一词，无一例外地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小政府大社会”、“工业主导论”、“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自由贸易区”…… 　　记得当年来自省外和国外的朋友，无不感到耳目一新，说“你们海南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愧是产生新观念新思想的地方！”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海南宣布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我们党已经召开过五次党代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最近的一次党代会———“十七大”的正式文件中，看到多少与梁湘同志在海南省第一次人代会和许士杰同志在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中，似曾相识的提法。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数点出海南领先于全国改革的许多方面，说明我们二十年前抢占的改革制高点，仍然在握。 　　克勤同志的纪实笔法，使我们这些过来人，很容易就回到当时的海南，那个广东最贫困最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1987年的GDP只有5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只有2亿9千万元，三次产业的比重大约5:2:3，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省会城市经常停水停电，街上没有红绿灯，鸡鸭猪狗满处跑，机场像个长途汽车站……领导我们的这两位年逾古稀的宿将，就是从这样的低起点上，率领大家披荆斩棘，迈出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经常有人问：深圳是个经济特区，海南也是个经济特区，为什么人家就那么发达，你们就这么落后？我们只要回到历史的起点就明白了，其它经济特区都是城市经济，唯独海南农村人口占84%，小马拉不动大车啊，怎么能拿农村去同城市比呢？深圳毗邻香港、珠海毗邻澳门、厦门原本就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滨海城市，海南是不能同它们比。同样是经济特区，作为城市的汕头就成绩平平，照说潮汕商人是省外华人世界的佼佼者，在温州人崛起之前，历来被称为“中国犹太人”，他们尚且不能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深圳，又凭什么来强求更加贫困落后的海南呢？ 　　不错，我们发展得是不够快，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支撑建省初期经济繁荣的，是纯粹的政策性繁荣，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尽管有体制创新配套，却主要依靠特殊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充分落实的时候发展得就快，优惠政策落实不了的时候发展得就慢一些，与内地的政策落差完全拉平就自然“水落石出”，回归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原生态”。海南完全享受到政策优惠的时间寥寥可数，刚刚一制定出落实国家政策的《三十条》，一个月之内就开始全国经济治理整顿，优惠政策落实最充分的1992-1993年，也不过短暂的一年时间。而接下去1994 年的全国外贸体制改革，恰恰又变相取消了含金量最大的外贸出口优惠，所以接下去的萧条几乎无法避免。 　　相对而言，2006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繁荣，倒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性繁荣，不是转移财富而是创造财富。这次繁荣，是在经历了盘活房地产“8年抗战”，摘掉了“投资高风险地区”的帽子，投资软硬环境充分改善之后，才有了实现大发展的基础，才有了名副其实的大发展。这又证实了许士杰同志的预言。 　　在20年之后的今天，回过头去再看许士杰同志当年的苦口婆心、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打好基础”、“在打基础中前进”、“谁都可以头脑发热，就是我不能头脑发热”、“大家一定要记住，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困难大，差距大，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大”。老人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令我们不能不佩服：没有扎实的基础，单纯依靠政策优惠，确实是靠不住的。 　　作为《海南经济发展战略》的参与制定者中，唯一还留在海南效力的成员，我本人还有责任指出，无论是当时中央给我们的任务，还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划，都带有浓厚的“GDP赶超战略”的痕迹，那是时代的局限。因为不早不晚，恰恰是1987年，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刚刚写出了集“可持续发展”思想之大成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译本次年才在中国传播开来，若干年之后“可持续发展观”才成为中国学人的共识。因而当时的官学各界，尚不能提出不同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优秀生———香港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幸福指数”之类 。否则，我们就有条件从理论上，设想一条更加切合海南实际的现代化道路。 　　但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许士杰同志仍然在掌舵的1990年，海南请来了一大批生态环境方面的专家，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开始研讨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保护好海南这块“人类最后的绿洲”。到了1997年，海南的主要领导人甚至提出，“海南要争创一流的生活质量”，此后是《生态省建设大纲》，此后是“中华民族的后花园，全国人民的度假村”。 　　再往后，就是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说的，海南要走出一条有别于广东和香港的道路：同样搞工业化城市化，同样要富裕文明，海南要比广东更加注重和谐安宁，更加注重生态建设，更加注重人居条件。如今我们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来得失的总结，也会是更加积极的评价：海南发展是不够快，但还没有不好。而今天中央的要求，恰恰是又好又快，说明我们得大于失。 　　那么,许士杰同志的打基础包括什么内容呢?克勤同志的书里讲得非常清楚:一是抓好农业，二是建设好基础设施、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三是抓好教育。 　　许士杰同志曾经作为老区委副书记，多年在海南工作，深知海南农业基础薄弱。他没有赶上全国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内地大市场的形成，更没有赶上全国大市场拉动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飞跃发展。他当时最担心的，仍然是粮食。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许老的是，海南农产品的商品率已经高达95%以上，辽阔的大陆市场不仅已经成为海南农产品的可靠销路，而且提供了超过1/3的口粮和几乎全部的饲料。只要我们坚持“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就不必再担心海南的“三农”问题。 　　许士杰同志没有看到环岛高速公路的全线开通，没有看到粤海铁路通道和西环线环岛铁路的建成，没有看到洋浦港的深水码头，没有看到凤凰、美兰两大国际机场，也没有看到海南电力工业的大发展，以及他寄予厚望的海南炼油工业、汽车工业的艰难起飞。他没有看到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艰难努力，和一连十几年的改革创新。但是他坚定地相信，投资软硬环境一日不改善，海南就一日不能振兴工业，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英明预见，一再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许士杰同志没有看到后来海南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院校从五所发展到十几所，城乡中小学教育日新月异。他认定教育上不去，肯定要拉海南腾飞的后腿。即使是在教育长足发展后的今天，他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 　　许士杰同志早就指出，海南的根本出路是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又清醒地看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顾虑，是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他当时担心的，主要是海南人民的吃饭问题。但假如他亲眼看到，今天海南农产品最辽阔最稳定的市场，又偏偏是在祖国大陆，海南农业与大陆农业已经水乳交融，那么，真不知道他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保护好农民利益，又建成自由贸易区？ 　　克勤同志的记叙起伏跌宕，虽然是粗线条的勾勒，仍不乏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细节。其中相当部分的一手资料，显然来自与许士杰同志本人生前的深入交谈。对于刚刚发生的历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凑在一起就能极大地接近完整，接近真实。 　　20年来，一批又一批领导同志退出领导岗位，谁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自己参与的重大事件。其中不乏有写作能力的事件亲历者，虽然未必都能写出克勤同志那样的长篇大作，写些精彩片段总是可以的。也不见得非是光荣退休的老同志，不慎失足者也应该写，大家都要对历史负责任。更何况，克勤同志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开了这样好的一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