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朋星先生是研究文学的，出版有《杜甫与先秦文化》《风雅大宋》等论著；近日又涉及历史、政治、文化领域，其《中国历代吏治问题》（泰山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让我刮目相看。

　　这是一部从吏治角度切入、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教科书。它精细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对官员升迁与黜降、考课与磨勘、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解答了“惩贪肃贪的功效何在”、“吏治腐败的根源何在”，分析了官、吏分野与胥吏之害，研究了幕僚制度、派系纠葛与党争，剖析了清官、权臣乃至官吏的退休制度。不言而喻，这样一部“返古”的著作，在当代有着明显的现实借鉴意义。

　　何谓“吏治”？作者认为，官吏是社会系统中的控制主体，因此控制社会、管理国家，必须首先控制并管理官吏，也就是习称的“吏治”。

　　书中不乏新意和创见，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料爬梳功夫与柔韧的学术研究力道。比如，作者认为，宋代对官吏的处罚，宽缓松弛，缺乏力度，“两宋三百余年，史家公认为积贫积弱，当与赏多罚少、赏重罚轻、吏治不振有关。”此种结论，因角度新颖而发人深省，启人深思。再如，作者认为，商鞅变法强国，是以破坏环境、破坏黄土高原、使黄河水由清变黄为代价的。还有，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认为李林甫固然是一个“奸臣”，因其道德品行龌龊；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功臣”，因其长于行政运营和经济管理。诸如此类的观点与认识，彰显出作者既严谨，又细致；既有条分缕析，也有如文史随笔一样轻松论析的为学品格，让人不能不有所得、有所思。

　　作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员考课制度，“致命伤在于受制于君主专制统治，在实际执行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长官意志，因此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考核的尺度和法规也就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可变性”，这就把研究触角伸入到了文化的高度与体制的深度。

　　该作行文中援引了大量史例，还有诸多精彩的案例、成语、小说、笔记、传奇、故事、掌故，读者蜿蜒其中，不断采撷着鲜花异草般的“插曲”，行程不觉沉闷，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消化了作者的说理。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章节是关于胥吏的部分，作者以流畅细腻的讲述、饱满生动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的观察以及疾恶如仇的品质，为我们还原了一幅幅典型而老练的胥吏嘴脸，读来异样地痛快。

　　作者还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包拯形象。指出史料中的包拯，与戏剧小说中的包拯大相径庭。人们心中的包拯实际上是被戏剧小说美化了的。人们按照心目中的理想，将许多不知名、不可考的故事、神话全部像射箭一样投射到包公的身上，这就使得包公就像黄帝、周公一样，成为一个“箭垛式人物”。而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处世比较圆滑，工于心计，颇通权术，并不像一般清官那样刚直不阿。另外，包拯在道德伦理上也有瑕疵，并不像一般清官那样堪称道德楷模。包拯“既似清官又不似清官”，论政绩，在北宋大臣中只能算作中等之属。

　　作者还以海瑞为例，解剖了清官的缺点，说得非常到位，这些都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

　　研究吏治，朋星先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集教授、博士、行政官员、有眼光的知识分子等各种身份于一身，能以宏大的历史目光，生动精彩的叙述，鞭辟入里的分析，下笔有神，势如破竹，不以感情臧否人物，不以道德原则要挟事实，以吏治为突破口，实际上解剖了中国传统文化，使本书不失为一部耐读、雅俗共赏、优秀的学术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