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1940年代初毛泽东对通信战士的赞誉。在战争年代，电台的作用至关重要。无线电通信战士的战场没有硝烟，他们通过无形的电波，及时准确地传递着情报与信息，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做出独特的贡献。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这枚军功章里，就有琼崖无线电通信战士的一份功劳。 　　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战斗在那无声战场上的战士已经步入暮年，但半个多世纪前那些难忘的战斗画卷，还在黄运明这些琼崖老无线电通信战士的记忆中栩栩如生。 　　从香港秘密运回第一部电台 　　日军侵琼后，琼崖抗日独立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战中。随着反侵略战争的不断深入发展，斗争越来越复杂。原来那些靠陆地、海上交通站以接力式的传递情报信息的方式，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独立队需要与党中央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有了电台，就可以及时接受党中央的指示与号令，还可以及时了解国内外抗战动态，掌握战争全局。 　　“琼崖的无线电台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创建的。第一部电台能顺利运回，全靠我们机智的交通员。”黄运明介绍说。90岁高龄的黄运明身板挺直，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他是第一批加入琼崖电台的工作人员。 　　1939年8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香港购买了一部15瓦电台，决定由交通员符儒光经手从香港运至湛江。 　　电台要运出香港，是要经过海关检查的。平常带人送信还好应付，但战争时期像电台这样的特殊物品要过关，恐怕不行。符儒光接到电台后，把所有部件分成大小十二件包扎好，扮成平常的行李，运上了英轮“新海门号”。 　　启航之前，几位身穿制服的英国海关工作人员上船对乘客的行李进行检查。尽管心里紧张，符儒光脸上却不动声色。当一个海关工作人员来到他身边准备检查行李时，符儒光小声地对他说，“鄙人简便，大小十二件，可否礼以一些茶资给予方便。”听到这话，那位海关工作人员亮出了两个手指，意思是要收钱。符儒光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了15元交给他。收了钱，满意的海关工作人员便在12件行李上以白粉笔逐件写上了“Past Past Past（验过放行的意思）”。符儒光将电台运到湛江后，交通员陈大贵将其接运回琼山树德乡大水村的独立队总部。（《天涯红色电波———琼崖纵队无线电通信回忆录》） 　　来自延安的红色电波飞至琼崖 　　电台有了，下一步就是挑选组成电台的工作人员。在上级派来的报务员和机要员尚未到达之前，时任独立队总队长的冯白驹决定挑选几个可靠的战士当摇机员。 　　“冯白驹派人到警卫连挑人时提了三个条件，进入电台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还要出身成份好，还必须是未婚的。我很幸运，三个条件都符合，所以入选了。”黄运明笑着回忆说。 　　1939年10月，上级派来的唐以弟、李少青等电台重要技术人员到达琼山，独立队的第一个电台正式全面开展工作。刚刚运作电台就遇到了难题。黄运明说，“刚开始的时候不管怎么呼叫，电台都联系不到延安。怎么办呢？唐以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趁香港台同延安台联络前的数分钟，将琼崖台的频率放在延安的位置上，结果与香港台联络上了。我们把叫不通延安台的情况告知了香港台。香港台答应我们，等他们通完报后就负责帮我们转延安台。就这样，琼崖台才与延安联络上了。”第一次，来自延安的红色电波飞越到了琼崖。从此，琼崖革命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如火如荼地展开。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愿意看到中共的抗日力量壮大，屡次发起反共活动。1941年6月，国民党出动一个营的兵力突然进攻独立队的总部驻地。黄运明还记得，“当时驻地只有很少的警卫人员，敌众我寡，情况极为不利。于是，领导机关在警卫连的掩护下转移，而电台则由管理科的人携带，在女子警卫排的掩护下转移。不幸的是，他们途中与敌军遭遇，电台发报机被敌人夺走。从那天起，我们与上级的无线电联络就完全中断了。” 　　幸运的是，电台的收报机被藏在驻地附近一个山坡的草丛中，没被敌人发现。此后的两个月，延安台仍继续呼叫琼崖台。“那时候我们通过收报机，能听到党中央的呼叫，但就是没有办法回答，心里真是难过极了。”黄运明说，“没了发报机，只有收报机的电台还在继续工作，不过只能抄收一些新闻电讯了。” 　　中断5年再次听到延安的声音 　　1942年冬，日军对琼崖实行“三光”政策。独立队利用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电台也跟着部队辗转移动。 　　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为了避开敌人的骚扰和袭击，白天电台的工作人员把收报机装在水缸里或是埋在地下，晚上才取出来收报。“怕灯光暴露目标让敌人发现我们，晚上只能在野外的山坡上收报。”说起当年深夜工作的那一幕，黄运明至今印象深刻。“野外的蚊子很多，但抄报时又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小小的震动会使机器变声，所以收报员只好稳坐不动任蚊虫叮咬。但那时我是译电员，对蚊子就不那么客气了，总是找机会消灭它。如果蚊子吸的血沾到电报纸稿上，我们译电员还会幽默地批注，‘这是被我们消灭了的蚊血。’苦中作乐，这样的日子整整坚持了5年多。” 　　中共琼崖特委多次试图恢复电台，派出人员前往内地，而且还牺牲了不少人，但还是无法恢复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没了电台，就像失去了耳目，不但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就连国内外的重大信息也很难获知。比如日本投降的消息，是独立队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文件才知道的。 　　1945年冬，琼崖纵队派人偷渡琼州海峡，通过东江纵队电台向党中央请示，要求帮助恢复琼崖电台。1946年初，广东区党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从香港购买了电台，经交通员陈香钊从澳门运回琼崖。随后，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派出张小章等5人越过琼州海峡到琼纵司令部帮助恢复琼崖电台。 　　与延安取得联系的过程仍是一波三折。电台架起快一个月，仍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能听得见延安的呼叫，就是没办法让延安听见琼崖的呼叫。电台的工作人员经过反复测试，决定调整天线的方向和高程，以提高发射功率。削藤子，砍竹子，天线从2根竹竿加到4根，再到7根。终于，1946年9月的一天晚上，张小章与延安取得了联系。 　　张小章回忆，“我长呼时清楚地听延安拍了一个‘R’，我怕受自己迫切沟通的心理幻想欺骗，立即停止呼叫，转而请对方呼叫，结果证明真是延安台。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通了！’这一叫喊唤醒了熟睡的同志，大家都围了上来。”为了验证这不是假冒的电台，琼崖台与延安台设定了一些细节问题求证，并约定第二天答复。第二天晚上，延安台发来的答复果然是正确的。（《天涯红色电波———琼崖纵队无线电通信回忆录》） 　　时隔5年，琼崖又再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 　　有了电台，有了上级的指示，琼崖革命也就有了主心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46军疯狂围攻琼崖纵队。在这种情况下，广东传回指示，要求琼纵和地方红色干部统统撤到越南北方去。琼崖特委认为“南撤”是错误的，应该在海南坚持作战。电台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络后，冯白驹将事情的经过向延安进行了汇报。不久党中央回电称，“你们坚持在海南斗争是正确的。” 　　红色电波助大军渡海作战 　　1950年2月，解放海南岛战役拉开了前期序幕。琼崖纵队成立了解放海南岛前线指挥部，指挥部电台也同时成立，黄运明被任命为台长。 　　“筹备工作搞好后，冯白驹同志找我谈话，说决定派我带一部电台到前线指挥部，在时任琼纵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青山领导下工作，直接和40军118师联络，迎接渡海大军登陆。他还强调，这次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关系到全岛300万人民解放的大事。”时隔多年，回想到这一段对话，黄运明还是很激动，“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说明组织对我的信任。”黄运明回到总台后，马上选定人员，随同陈青山出发。他们日夜兼程，走了5天，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与接应渡海作战的部队会合。 　　电台在渡海作战中的作用非常显著。飞扬在琼州海峡上的无线电波，为渡海部队和接应部队架起了一条通畅的沟通桥梁。3月3日，电台收到40军急电：琼纵接应部队，速向儋县白马井至排浦一带隐蔽行动。接电后，接应部队和电台到达指定地点，又再次与40军电台取得联系，并收到电报，“40军118师352团组成八百人的渡海先锋营，由师参谋长苟在松率领，于5日下午5时乘帆船从徐闻南灯楼角起航”。接电后琼纵接应部队迅速做出安排，顺利与先锋营登陆部队会合。从此，琼崖电台开始与渡海作战部队的电台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络。 　　“通畅的无线电联络为解放海南部队的作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部队的登陆与琼纵的接应顺利对接，确保了作战计划的进行，为解放海南做出重大的贡献。”黄运明自豪地说。 　　北斗星在闪耀，/　豆油灯在灼照。/　———嘀嘀哒哒，/嘀嘀达达——— /　手指在电键上跳，/　信号在天空缭绕，/　真空管像地下火在燃烧/　我们在欢笑，/　因为天将破晓。…… 　　也许是已经在心里唱过了千百回，时隔半个多世纪，一首《报务员之歌》，从黄运明的口里哼起，仍是那么深情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