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辗转脱险 　　在民国的风云人物中，李济深（原名李济琛，字任潮）是老资格。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中山先生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1师师参谋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第1师师长兼参谋长、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 　　他在1930年代初开始反蒋。1933年秋天，他偕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事变，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 　　抗战期间，他利用军委办公厅主任的职权便利，支持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各项活动，并转运大量军用物质。且对聚集桂林的大量文化人予以精神和物质的支持，赞助报纸、刊物、出版社、书店、剧团等进步文化活动，使桂林成为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城。 　　1946年冬末，李济深在上海秘密会见了宋庆龄，表达了他决心前往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派公开反蒋的打算，得到宋庆龄的支持。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6月，代表民革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9月，李济深代表民革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前往解放区之前，李济深还想策动一些国民党部队起义，作为参加新中国的见面礼。但一些同道提醒他，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他的监视力度，他的行动受到香港当局的严密监视，有专人以服务为名实施监视。军统方面在其住处前面派遣警察站岗，周围地区安插不少便衣侦探。他终于在1948年底决定动身。12月26日晚上，他登上一艘货轮，躲进船长室内。次日并未开船，反而向香港特务机构负责人发出到家赴宴的邀请。特务头子到他家后，发现他不在，家属解释说，李老看牙医去了，到了晚上七点多才结束这场没有主人的宴席。实际上，李先生登上货轮的当天，潘汉年和夏衍等人则在宾馆坐镇指挥。27日，用暗语传来消息：“船已启航，货在船长房间，英小姐没来送别。”在船上的还有彭泽民、柳亚子、茅盾和马寅初，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或穿西服或穿长袍，带着装有提货单的公事包，准备好了万一被海关盘问时的回答。由于计划周密，一切顺利。12月27日晚，货轮安静地离开了香港。李济深顺利到达北平。 　　其后特务们恼羞成怒，又试图在北平制造刺杀案。“特务机关头目毛人凤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杀手张序(化名何友芳)。张序曾经是民革成员，因此能够接近父亲。但是，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父亲已离开香港。1949年，他们又想派遣张序去北平实施这一计划。张序开价5万美元，毛人凤认为张序的要价太高，另外，如果暗杀失败，将很难向蒋介石解释，所以，这个计划被放弃。”（参见《我的父亲李济深》，李沛金著，团结出版社） 　　宋庆龄扶病北上 　　宋庆龄当时住在上海，新政协会议前本来她不急于赴平（北京），其中主要原因是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另外也顾虑敌人因此事恼羞成怒前往北平轰炸。当时她已是接近六十岁的老人。据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研究馆员朱玖琳同志撰文说，1949年上半年，宋庆龄几乎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先是重感冒，继而是剧烈的神经痛、高血压。大夫令她卧床休息并放弃所有的工作和活动，当她病得只能抱着热水袋呆在床上时，由于“那些处于绝望挣扎中的人，在逃脱即将来临的局面之前”，仍在对她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她被迫下床去会见一些不得不见的人(宋庆龄1949年1月下旬致王安娜函、2月7日致耿丽淑函)。形势最为紧张时，正值春季，恰是皮肤病高发季节，正患肠胃病的宋庆龄荨麻疹大发。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她无奈地说：“在过去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 　　那段时间，她本来的打算是远赴苏联治病。 　　六月初毛主席信中有云：“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周恩来信函有云：“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上命驾，实为至幸”（据《宋庆龄年谱》）。 　　邓颖超和廖梦醒出面，专程迎候，温言劝说，郑重出示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函，并对交通条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北行时间，作出多种预案———有八月中旬启程方案，有政协会临开之前到达方案，并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1949年7月初，考虑到宋庆龄身体的病痛，周恩来又向邓颖超拍发电报，“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据《世纪》2009年第3期转引） 　　1949年8月26日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乘火车 　　新政协诞生风云 　　离开上海赴北平。8月28日下午4时，她乘坐的专列驶抵北平。在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陈其瑗、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洛杉矶儿童保育院的儿童所献的鲜花。 　　张澜、罗隆基死里逃生 　　张澜、罗隆基先生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从军统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脱身，在当年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较之李济深的北上还要惊险。李济深是军界领袖，有应变的丰富经验和社会关系，而张、罗是文人，他们最终能够顺利北上，完全仰赖党的地下工作的宏大周密。 　　200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长文《有大功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忠诚战士》，纪念潘汉年同志。其中专有一节《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就是讲述他在香港主持统一战线工作的突出功勋。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警戒森严，极力破坏我方活动，多方阻挠爱国民主人士北上，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条件极端困难。然而潘汉年指挥若定，组织力量，想方设法租用外国轮船，以运货名义，秘密将他们先后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等地……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北上，保证了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和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 　　张澜先生首先是在潘汉年的营救之下，从香港返回上海。谁知到了上海，又陷入险象环生的危险境地。 　　最终使之安全脱险的一个关键人物，名叫阎锦文。他当时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早在1946年，他就在地下党的引荐之下，接受过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从此坚定站在革命的阵营。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南京已经解放，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上海逼近。 　　在上海的军警宪特奉命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一切民主人士，抓人的警车时时呼啸而过，上海呈现一片白色恐怖。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阎锦文站了出来。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上级把营救任务交给他。 　　解放前夕的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是军统头子毛人凤的本家，毛森心狠手辣，上海人民一提起毛森，就感到毛骨悚然。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突然准备逮捕民盟主席张澜和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他俩住在霞飞路虹桥疗养院治病。 　　警司的第三大队长聂琮是军统死党，但阎锦文恰又比他高半级，阎锦文后来回忆“如果让聂琮将张、罗二押往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到那时再想营救，真比登天还难。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必须沉着冷静，既不能与聂琮顶撞，更不能暴露我有营救张、罗的动机。”（阎锦文《营救张澜、罗隆基脱险》，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特务们到了医院，阎锦文想方设法稳住聂琮的情绪。聂琮此时正在与两位浓妆艳抹的少妇闲话，阎锦文立即转身来到病房，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 　　阎锦文取得医生的合作，出具保证书，保证张澜、罗隆基随传随到，决不逃走，拿到保证书，告别了郑大夫，他驱车回警备司令部，向聂琮说明办理经过并出示保证书，聂琮加派几名军统特务分子每日前往虹桥疗养院轮流看守。“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聂琮在大队部内向上尉队员刘光琪布置任务，说是奉上峰指示要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方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引文出处同前）杀手并将匕首交聂琮检查，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 　　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事件频繁，军统特务头子深恐社会上因张、罗被刺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遂改变暗杀方式，拟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以掩人耳目。特务头子王新衡对此事作了缜密的安排，并决定将任务交阎锦文率领四名精干队员执行。 　　1949年5月24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要其移解张、罗的命令，指定的集合地点是上海警备总司令部。 　　到医院抓捕的时候，他设法让罗隆基和地下党通了电话。对方一听是罗打来的，于是就告诉罗隆基必须遵照阎锦文的安排，阎是自己人，听阎的话万无一失等等。张、罗得悉真相后，心中欢喜，如释重负，再三向他表示谢意。 　　阎锦文随即驱车到上海近郊观察解放战争形势。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他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他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引起骚动。阎锦文知道情况不妙，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在街上碰上国民党正规军的夜间巡逻值勤车，也被阎锦文糊弄过去。到了郊区，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 　　张、罗得救后的第二天，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都解放了，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派人到阎锦文家搜查，他的家属刚刚转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现代史上，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二次合作，发动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我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诞生，又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第二个转折点上，大批的民主人士走向光明，参与新中国的筹建，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但他们在从南方各地北上的过程中，却经历了意想不到的种种艰难险阻。军统特务蠢蠢欲动，试图对多位民主人士制造第二次“李、闻事件”…… 　　民主人士 　　突围北上 　　文\海南日报记者  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