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我和王国兴跨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渡海闯关辗转来到了香港。从香港北上抵达青岛后，政协代表参观了青岛市容和人民解放军海防炮兵阵地，边参观边休息，再坐火车抵达北平已是9月中旬了。 　　少数民族政协代表集中住在民族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座王府，砖墙绿瓦红柱的古老建筑物，古色古香。我和国兴同住一间房，房内安两张床。北京的秋天，天高气爽，阳光灿烂，住在这里非常舒服。 　　住进招待所后，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女工作人员便送表来填写，以便办理代表证。我按表格的要求，提笔给国兴填表。王国兴，广东省海南岛白沙县人，1894年6月19日生于红毛峒番响村。父亲名叫王政和，当过黎族峒长、大总管。国兴解释说，峒长是行政长官，管辖红毛、什运、毛贵、毛栈、番阳等峒。有事管事，无事在家种田。 　　前所未有的人民盛会 　　参加政协的少数民族代表陆续抵达北平，住进民族招待所。有一天上午，少数民族代表在招待所会议厅首次集会，听取刘格平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汇报。刘格平是少数民族代表团团长。刘格平说，为什么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呢?主要考虑出席新政协的代表，就成份来说，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就地区来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到南方的琼崖以及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有少数民族和华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大盛会，反映了新政协大会的特点和本质，所以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刘格平还传达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筹委会上说：“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 　　周恩来好亲切 宋庆龄真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政协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盛大宴会，宴请全体代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灯光辉煌，宴会席长方形的，一行一行的排列，代表们对面坐，面前有一个碟、一对刀叉和一条叠着的餐巾。我和王国兴第一次参加用刀叉的宴会，如何用餐，正在发愁。 　　有一个人站在后面静观我们的表情，便拉出椅子坐国兴身旁，用手打开餐巾，交国兴放在双膝上。我一看这人，吃了一惊，是周恩来，我是从照片上认识他，见面还是第一次。我忙对国兴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国兴又喜又怕，不好意思，笑着看周恩来，也不知讲什么好。周恩来看透我们的心情，先开口对我们说：“对面那位是章乃器，中国七君子之一。”又对章乃器说：“这位是王国兴，冯白驹派来参加政协的黎族代表。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今年打了许多胜仗，贡献不小。”周恩来亲切问我姓名后，又问多少岁?我说：“十九岁。”周问：“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我说：“去年从泰国回海南岛参加琼崖纵队。”周说：“华侨爱国。”又问：“做什么工作?”我说：“新华社琼崖分社记者。这次冯白驹司令员派我当王国兴秘书。”周笑着追问：“有对象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有。”周恩来从坐位上站起来，我赶紧起身，周恩来握着我的手，鼓励说：“前途无限。”便离开走到别的席位和代表们交谈了。 　　9月21日黄昏，我和王国兴坐一部黑色轿车，随着少数民族代表坐的轿车队驶出民族招待所，穿街过巷，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左转右拐，来到怀仁堂大门口下车。在门口签名报到处，碰见马白山。他身穿一套崭新的呢绒军装，戴一幅眼镜，威风凛凛。我们正在交谈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从轿车出来，走上台阶，到报名处签名。马白山对我说：“老冯，宋庆龄是文昌人。你去和她握手，问好，认老乡。”我看了一眼：宋庆龄提笔签名后，满脸笑容，含笑的眼睛看着前面的代表，轻步走进会场。我对马白山说：“大人物，我不敢认乡亲。”王国兴说：“宋庆龄真美。” 　　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开幕 　　在会场里，马白山带我们去见琼崖解放区来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黄大仿和李独清。王国兴紧握李独清的手说：“真想不到我们在北京见面。”1944年初冬，时任澄迈民主县长李独清曾奉命带王国兴到澄迈县美厚乡绿现村(也称六芹山)黑藤水岭上，同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独立总队长冯白驹会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怀仁堂，装饰一新，灯火辉煌，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头像，上面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出席会议的代表634人和来宾300人，坐满会场。会议推选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 　　我们的工作 　　将载入人类历史 　　文\本刊特约撰稿  冯子平 　　新政协诞生风云 　　60年前，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烈士的侄子———从泰国回来参加革命的冯子平先生，曾作为海南代表王国兴的秘书，陪同王国兴一同亲身经历了新政协大会，并出席了开国大典。作为新政协成立的见证者，他的自述，见证了共和国诞生之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描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风采。 　　来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在主席台上就座。 　　晚上7点，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代表们热烈鼓掌，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乐毕，周恩来请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毛泽东走上讲台，用宏亮的声音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顿时，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国号称谓引争议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建国初期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 　　在讨论“共同纲领”的时候，有过一场争论。就是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9月26日上午11时半，周恩来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主持午宴，“请教长者”。应邀赴宴的二三十位老者，都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长辈。周恩来在宴会之前说明意图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72岁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接着发言：“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通过翻译知道黄炎培和何香凝的发言内容后，激动的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民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发言，获得一片掌声，众人齐声叫好。马寅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陈嘉庚等接着发言，一致主张不用“简称中华民国”。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当杨静仁征求少数民族代表团代表们对国号简称的意见时，我问王国兴的意见，他说：“国民党最坏，我不同意用‘中华民国’的简称。”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王国兴和我共同完成大会发言 　　9月27日，政协会议最后一次大会发言。除安排王国兴、天宝等少数民族代表外，还有23位代表发言。开会前几天，我把大会安排发言的事告诉王国兴。他感到突然，连忙摆摆说：“大家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说：“你代表黎族来开会，也要代表黎族讲话。大会请你讲话，你不讲，回去怎样交待。”王国兴想了一下，说：“也是。不过，讲什么好?”于是，我们互相交换意见，我写出初稿，念给他听，由他修改补充。 　　当我念讲稿给他听时，他说：“我不识字，又不识讲国语，怎样上台呢?”我说：“我和你一起上台，你先用黎话讲几句，我用普通话翻译，大家就听懂了。” 　　王国兴被安排在下午开会第一个发言。在会场一片掌声中，我随王国兴后面，走上怀仁堂大会讲台。王国兴用黎话讲了几句后，走向一旁。台下热烈鼓掌，欢迎来自海南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黎族代表的发言。我站在麦克风前，用普通话朗读王国兴的讲稿：“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苦工、出钱、出粮、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了。我们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我们的一切权利，才会有保障，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当我们两人在一片掌声中走下庄严的讲台回到坐位，都为完成了任务而会心地笑了。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政协闭幕后，全体代表坐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