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黄修己教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描写了作者在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和故里福州三地的情结，读后令我很沉重，这种沉重缘自于书中通过一群知识分子镌刻出来的“呆情”，“呆”就是不媚世俗，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他们呆得坚韧、清苦和孤独。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服从或追逐潮流，会令人得到保障。可是，在北大，就有一些不热衷潮流的呆子，陆平校长的“泄肚子”事件，就是对1958年入学的一批来自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分数上不予特殊照顾，致使这批学生淘汰率较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陆平校长敢于对出身好的学生考试时一视同仁，是要担大风险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身处逆境，仍然敢于坚持己见。1958年修己老师和他的同学编写了“红色文学史”，在社会上好评如潮，而杨晦先生不但不夸奖，反而写文章促使他们反省。60年代初，教育界兴起下乡下厂的热潮，严重扰乱教学计划，杨晦先生不顾这是“上面”的意见，批评这种做法是“病急乱投医”。 　　北大的“呆”教授，敢讲真话，深得人心。他们呆得像菩萨一样令人敬仰。修己老师这代人也延续了前辈的“呆”，在1996年，正是社会急着要脱贫的时候，人们为了追逐物质生活，而让承载过伟大历史事件、储藏着震荡河山的历史遗迹变得穷酸和冷落，修己老师就引用龚自珍：“毁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声音，这声音在今天看来，发聋振聩。 　　修己老师的大学同学杨天石也同样“呆”，杨写了47万字的《寻求历史的谜底》一书，解了不少历史之谜。但杨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学生在课堂闹，他没法上课，就把讲稿抄在黑板上，抄满了擦，擦完再抄，在抄黑板时，有的学生用弹弓打他的背，他仍不放弃。杨天石就是用这股呆劲，坚持20年，终于由中学教师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最高的学术殿堂。 　　杨天石的经历，可见他呆得心志之苦。修己老师在中山大学的同事李伟江教授，生前做了许多辨伪、探佚、考订的工作，甚至做科研的复印费都要自己掏钱。李教授生活朴素，他被借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下了火车用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去报到，令“鲁博”的人以为从哪里来了个“乡下佬”。李教授和杨天石一样，呆得孤苦，这种人是我们事业的依靠。 　　修己老师与李伟江教授有很多共同“呆”处。修己老师发扬北大坚持真理的传统，几十年前就在课堂上讲李金发；52岁，路转岭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时，面对浮躁的学风，他最赞赏淡薄名利，大海捞针似的一条条收集资料做学问的方法；在地方要搞文化建设硬指标时，呼喊“文化建设最忌急功近利”。他对现实的思考显得与时俗格格不入，他是多么“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有像修己老师敢于说“呆”话的知识分子，才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这正是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对社会和历史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