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忆苦思甜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论是城市、农村，还是机关、工厂和学校，忆苦思甜教育活动都在声势浩大地开展。目的是要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万恶旧社会的无比仇恨，对幸福新社会的无比热爱，激发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天干劲。 　　且看这张老照片。照片中，儋县那大公社石屋大队的一群社员围坐在石竹旁，正在听当时60岁的村民李二妹忆苦思甜。李二妹手里拿着一件破衣服，边展示边诉说。听讲者中年青人占了大多数。 　　拍摄者、海南老摄影工作者蔡自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说，拍摄时间是196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那天，在村干部的组织下，二十几名村民们忙完一个上午的农活后利用工余时间开了个小型的忆苦思甜会。 　　字字血来声声泪 　　2009年9月，记者到石屋采访时，李二妹巳近100岁，卧病在床多年，已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了。 　　从她的养子张火林的介绍中，我们得知，李二妹小时被人当作牲畜一样卖来卖去，最后才嫁到石屋来。但苦命的她，苦还不到尽头。她丈夫因为参加革命，被日军杀害。死前被日军用刺刀在头上刺了一个窟窿，场面惨烈。每当说到这里，李二妹总是忍不住落泪。 　　老照片上，她面前的篮子里放着的一些破衣物。她告诉人们，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她穿的比这还要破，衣服上到处都是补丁。别说穿的，就是吃的，顿顿都是番薯，而且还填不饱肚子。 　　在石屋村，像李二妹这样的贫农占了90%。他们有的替地主打过工，有的还替日军放过鸭。大家都是苦命人或是苦命人的后代，李二妹的讲述总能引起不小的共鸣，还有听者会感叹：旧社会真是人间地狱啊！ 　　这种小型的忆苦思甜会一般由村民自发组织，有一段时间开得也很频繁。而全大队的忆苦思甜会一般每年开两次。一次在年终分红时。选择这个时机主要是想提醒大家拿到钱后，不要大手大脚，要多想想旧社会的苦，要勤俭节约，珍惜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另一次是在春节后。因为这时要春耕生产，借此正好可以提醒大家努力战天斗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不断奋勇向前。 　　解放后，经过10多年的努力，石屋村已初步改变面貌。到1963年，相继开发荒山117座，造田6500多亩，全村耕种面积扩展到1.6万多亩。村民范华庆回忆，1957年，石屋大队粮食总产量仅有37万斤，到1963年增加到50万斤，1964年59万斤。就是从这一年起，石屋大队的广大贫下中农，一日三餐吃上了干饭，不再挨饿了！同时，大家都建起了瓦房甚至二层小楼，这张老照片中竹子后面的那种茅草屋算是当时仅存的“文物”了。 　　村干部告诉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忆苦思甜，再接再厉，继续为革命事业做更大贡献。 　　新郎新娘尝苦菜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在那个时代，只要这首歌响起，那一定是在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了。 　　忆苦思甜教育活动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召开诉苦大会。一般是请“苦主”以被地主、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亲身经历来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比如，吃的是猪糠，干的是牛马活，住的是狗窝，等等……有时讲着讲着，上面讲的人哭了起来，下面也有人跟着哭。情绪被激发到顶点，人们便会挥臂高喊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千万不忘阶级斗争！  　　有一段时期，这样的忆苦会太多，有时会临时拉一些表达能力差的，或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忆苦者上场。这些人往往会颠倒岁月，说错话，忆错苦。有一位老太太，就大诉人民公社时没有饭吃的苦，正说在兴头上，没想到却被人拉下台来。 　　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石屋村有好几个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开忆苦大会时，这些人就会被请来大讲他们英勇斗争的故事。虽然每次讲的都差不多一样，但大家还是很认真地听。石屋村今年88岁的陈火妹，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是个“首席报告员”。 　　三是举行批斗大会。对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仅要给他们戴上高高的纸帽进行狠狠的批斗，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为了提高村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大家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对那些不在人世的地主也要进行批斗。当然，不是挖坟鞭尸，而是揪来他们的后人代为受过。 　　四是吃忆苦饭。石屋村的做法是：将革命菜、香蕉心放一起煮一大锅，不加米，不添油，只放几粒盐。诉苦会后，大家都来吃这种“忆苦饭”，以从感性上体验旧社会的苦。不仅如此，还要比一比谁吃得多。吃得最多者说明是最革命的。 　　50多岁的村民李全成回忆说，那时，家里虽然吃的是米饭加番薯，但总比这好吃多了。当时他还是小孩，刚开始时以为革命菜是好吃的，便盛了一大碗，不想一口进去就全吐了出来。 　　有一段时间，忆苦思甜非常流行。从1969年的一张报纸上，可以看到，连香港的“爱国渔民”都举行忆苦思甜大会。而内地的广大革命群众，不仅在集会和思想教育活动中，就是在平时种地、吃饭前也忆苦思甜。更有在结婚喜宴开席前，先吃忆苦饭的。“结婚不谈情与爱，进门先批走资派，新郎新娘不吃糖，忆苦思甜尝苦菜。”———后来国内流行的一首顺口溜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国外也有“忆苦思甜” 　　石屋村80多岁的女村民郑迺说，多年前大家就分田分地，发展起来了，有好吃好穿的了。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讲奔小康了！她高兴地说，现在连养牛养猪种田都有补贴。 　　今天，石屋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住上了小洋楼，而年青一代大多不知道忆苦思甜是怎么回事了。 　　不过，在我们的忆苦思甜教育成为历史时，在我们喊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新口号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忆苦思甜运动”却在国外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少年儿童中开展得“如火如荼”。 　　比如，日本的中小学校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田间学校”、“孤岛学校”、“森林学校”，组织学生们“上山下乡”，体验农村生活和野外生存。有的学校还给孩子们吃粗糠烂菜的“忆苦饭”———仿照的是日本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饭菜。 　　在美国的幼儿园里，“忆苦思甜的群众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的学校让一些孩子扮演乞丐，向其他一些孩子讨要食物，以让孩子们明白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明白粮食的珍贵。有的幼儿园则进行“饥饿疗法”，让孩子们抽签，抽到“15”这个数字的，就可以成为占世界15%的富人，吃上丰盛的饭菜。如果抽到“25”，则可以过上世界25%人口的“温饱型”生活。如果抽到“60”，就成为占世界人口60%的“穷人”，只能吃一点点没有放油的土豆。 　　原来，忆苦思甜也可以不是政治运动，可以不是形式主义的闹剧，也可以做得这样丰富多彩，这样“润物细无声”。 　　（本报那大10月22电） 　　本版图片由蔡自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