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离开我们已经49年了，他的烈士证是聂荣臻元帅签发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军人，他在部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代理排长。他在我的头脑中留下的影像很淡，思乡的时候就是一闪而过，但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礼花中，他的影像似乎清晰起来。待将断续的记忆连接起来，却感到他的形象是那么伟大，他的行为举止，似乎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做得到的。

　　他没有上一天学，却有着高小的文化程度。他将弟弟送到学校读书，他就在学校的附近割草、放牛，他学的竟然比弟弟要好。

　　十六岁那年，他瞒着家人将自己卖了壮丁。他将卖壮丁的2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父亲，以供养弟弟读书。他扛着比他还高的大枪去了东北，成为国民党军队驻守锦州的一名士兵。

　　一年后，那场著名的辽沈战役前夕，他参加了锦州起义，军装都没有来得及换就参加了攻打沈阳的战斗。那次战斗他第一次负伤，也是第一次立功。

　　他遇到最艰难的战斗是淮海战役，他居于双方军队多层包围圈里面的第二层，他的部队得到的命令是坚守。坚守了几天以后他们干渴如火，只有喝自己的尿，很多的人喝不下去，他向别人传授经验，在尿杯里撒上一把土，果然去除不少难忍的异味。那次战役他没有负伤，仍然立了战功，并且获得的勋章不止一枚。

　　他参加的最惨烈的战斗，是在朝鲜战场，他多次负伤，有一次身中三块弹片。他在朝鲜战场立过一等功，但他从不愿意提起朝鲜的战斗，他所在连队没有几人活着回国，他难以面对这种哀痛。

　　他这一辈子可能只知道打仗，他的生活简单，没有企求；他没有妻子，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过一天宽心和清闲的日子。他对组织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回家乡看一眼老父亲。

　　他再见到父亲时是1960年，他已是满身伤痕，一身病痛。那是在他的一再要求和坚持下，离开了条件很好的医院，来到了家乡。他的弟弟已经结婚生子，家里住不下，他住在旁边临时搭建的茅草庵子里。民政部门派人来看他，接他到医院去住，他坚持不去，并且退回了民政部门送来的慰问品。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拒绝了对他的所有照顾，还将政府给他的特殊供应，给了年届花甲的父亲。他在家里只住到半个月，因为缺医少药，加之营养匮乏，他的伤病日渐沉重，以至最后不治。

　　他的父亲察觉到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坚持要把他送回部队。他告诉他的父亲，他的伤病是再也治不好的了，不要白白浪费国家的钱财，他能够死在家里，已经是组织的照顾，他已经知足了。当他的父亲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时，他认真地说：“不要给政府找麻烦。”

　　他的父亲为了做到他临终前的要求，做出了似乎不近人情的决定：除了烈士证明，不要政府的一切照顾和钱物。他的父亲找人打了一口薄棺材，将儿子装殓，埋在了一处偏僻的地方，谢绝了政府提供的烈士陵园的墓地。他的父亲活到七十三岁，从来没有要过政府的一分钱抚恤金；即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因营养不济而得了浮肿病，也没有向政府张口。他的部队寄来的遗物，除了七枚立功勋章，只有几套旧军装和一只军用挎包。

　　如今，他的墓地已无踪迹可循。他当时埋葬的地方进行土地改造，当他的父亲知道消息赶去时，已然成为一片水田了。据说他的父亲当时做过记号，他的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地方了。

　　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九岁，我当时只有五岁。他就是我的大伯，他的名字叫张敬敏。